21年前，一位武汉客车厂的工人老师傅手里举着一张房号，背景是一幢刚刚竣工的住宅，图片上的说明是：这位等了十几年的工人，终于分到了一套49平方米的住房。这一年，刚好是中国房改启动的年份。

    21年后，还是在武汉，当《21世纪经济报道》一位记者前去调查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的余波时，这座城市的经适房房号已经在黑市炒到了8万元。

    很难用“计划”和“市场”这样的不同历史背景和角度，去解释房号这个死而复生的楼市怪物。但有一点可以说明，房号的卷土重来，显然是中国楼市的莫大羞耻。这种羞耻，不单单源于权力在房地产领域的紧俏交换，而是表明这个号称最有保障性质的民享产品里，公共住房的民生指标正被当作黑市交易的“遮羞布”。毕竟20年前的房号还属无偿分配，而20年后的房票却可明目张胆地兜售到8万，约等于20年前一间100平方米的房价。

    1988年房改以来，从“国八条”到“国N条”，国家替房地业出台的文件大概都可排上几公里队，而民间，也替房地产创造了如同“房奴”、“拐点”那样的热词。为什么21年过去了，我们仍无法让房号这个牛皮癣退出历史舞台？

    有房号，就说明现有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还有威权不排队的空隙，还有手拿遥控器的摇号黑客。正如人们在网上热议那样，那些好面相、被异化了的好户型、大开间的经适房，或许在其出生前，就已经从规划、国土、设计、建筑、资源分配上，领到了它的“特权准生证”。这就像高考违规加分一样，早被那些利害关系部门盯上了。否则，怎么在这条利益链条里会趴着那么多“号贩子”？

    有房号，就说明一些国家机关、国有大企业利用“小金库”盖出的经济适用房，户型有可能让美国人都羡慕。在这样一张特殊的“房号”里，什么都可能是公家替你装修好的，就连锅碗瓢盆都替你操心到了。如前几日一个国家机关网站，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秘密，一间厕所花出上百万。且这些团购产品，人家早就觊觎好了规划、地段和溢价，自然会替日后的“售”或“租”准备了一条好退路。这类比商品房还昂贵的“奢侈经适房”，想必在市场上，你就想买“房号”连个影子都见不到。

    有房号，更能说明经济适用房存在的三六九等。因为在这样的交易和交换下，民众的居住权利都被贴上了待出售的“标签”。比如：买通街道的初审有标价，买通户籍警迁户的有标的；孝敬摇号负责人的更有底价。如你不想加入这个游戏。那就到六环以外找住处吧。那里有户型面积小、公摊不满意、没多少设计含量的经适房；那里有早晨像“挤城”、晚上像“死城”的经适房；那里更有五公里方圆找不到医院、幼儿园、小学的经适房。

    更可怕的是，当房号不在黑市以现金交易，而是作为开发商与公权力之间的交易，那么，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规划，我们的建筑和我们的容积率，就可能变成了掮客们的另一种砝码。（作者为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 胡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