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浦江县复兴乡的李家富来说，现在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家流转出去的2.6亩土地现在不用担心受让公司跑了或者破产了，自己的土地收益受损，将会有担保公司担保。国有控股的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市担保公司”），不仅为农民担保，另外一头还担起为企业担保的责任，企业也将不再受农户突然毁约的风险而投资受损。

这项在成都浦江县开展的试验，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扁担效应”似的担保，正在推进着成都城乡统筹综改的步伐。

土地流转的风险

像李家富一样，吃下定心丸的浦江三镇农户有2890户，涉及土地8500亩。

李家富在浦江县复兴乡的家距离成都60余公里，对于他们一个村来说，除了发展传统农业别无他路。但四川中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到来，让乡民们知道，可以把土地流转给这家种植猕猴桃的公司和另外一家成都沁园春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之前，李家富算过一笔账，按以前的种法，一亩地一年总收入只有1400元左右，除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后，一年只有700元左右；现在租给公司后，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年一亩有720元的收入。此外，他和爱人都可以出去打工赚钱了，这样供孩子读书的压力就小一点。

但李家富担心，自己的2.6亩土地流转给中新公司后，这家企业“做不起走了，土地荒废了，咋个办？”四川中新农业科技公司租赁了复兴乡、西来镇7个村7439.05亩土地，投资上亿元从事猕猴桃产业。中新公司董事长左力刚说，公司也担心农户不愿继续把土地流转给公司，使前期投入遭受损失。

“通过大量的调研，我们触摸到了农户和企业存在的这种担心。”成都市担保公司的副总杨他告诉《中国经营报》，土地流转需要面临的是市场风险，一方面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一旦利益受损就面临生存问题，尤其是农民往往在第一时间找政府解决；另一方面企业在经受市场风险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农民毁约带来的潜在投资风险。“因土地流转出现的矛盾已经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必须用一种创新性的制度来挑起两头的重担。”

对此，蒲江县副县长陈代康说：“土地集中后，农户、业主在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损失谁来保障？以前我们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业主生产经营出现了问题，没钱付租金了，给农民造成了损失。”

“但在各地不断的探索中，农村土地流转一直没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尤其是金融手段的缺失，来规避农民和企业在流转过程中的风险问题。”四川省社科院宏观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毅对《中国经营报》说，这一直是成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题。

政府主导商业担保

实际上，成都集体土地流转改革早就开始酝酿。2006年3月14日，四川省第一家市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在成都成立，农村土地流转由以往的“个人行为”变为政府指导。2007年7月底，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台《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公开出让，宅基地也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房屋联排、出租等方式流转。集体土地流转方式向自由流转靠拢。

去年初，成都市发布一号文件，其向全社会释放的信号就是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颁证、流转。在这种背景下，由成都市委、市政府牵头，组建了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该公司由成都市国资委控股的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成都市17家区（市）县农业投资公司等20个“股东”一起组建，注册资本3亿元。担保公司主要提供“行为担保”和“信用担保”两项业务。主要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行为进行担保；对利用农村各种权属证明质押融资进行担保；对利用宅基地、农村房屋、新居工程等抵押融资进行担保等。

“我们每年可以提供24亿元的担保资金。”杨他介绍说，但公司真正切入土地流转担保还是从今年5月底才开始的。“我们的担保合同期为一年，在一年内这8500亩土地流转出了问题，两边都首先找我们。”

担保公司每年收取1%的担保手续费和5%的担保保证金，这两部分费用主要由产权流转受让方即公司方面支付。当流转受让人无力按时、足额支付流转费时，由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支付土地租金；而一旦出现因流转方违约，企业投资遭受损失时，担保公司也要根据担保标的承担相应的担保赔偿责任。“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有一定的担保成本，但通过担保在融资方面有放大效应，可以获得银行更多的授信额度，尤其是农业保险等进入的话，就更好了。”杨他表示。

“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很弱，如果没有保障，政府也不敢放开，集体也不敢运作。”盛毅说，通过区域的不同，创造不同的流转方式，但关键要讲市场规则。

成都市担保公司也有自己的规则：流转的土地不能改变农业用途，只能用以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担保期超过一年，公司不再负责因土地未能第二次流转所造成的损失。“毕竟这是一种商业担保，”杨他说，虽然属于政府主导，但企业的试点也不能不计成本，“这个担子毕竟很重”。

城乡统筹：向浙江取经

6月，重庆成都两地获批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满两年。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成都市上千个村庄流转的农用土地面积达188多万亩。成都在土地流转上有过诸多摸索。比如，成都三圣乡红砂村（土地租赁）、汤营模式（土地入股，股权+红利+工资）、以及互换经营（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股民），双流、蒲江等地出现的土地转包模式（通过龙头企业实施规模经营）等等。

“但很多流转都是非规范的集体流转，这需要第三方依照市场规则的介入，使流转得以优化和增效。”盛毅表示，现在市场上的金融等配套方案还远远不够，必须进行不断创新。

为此，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牵头的一份关于成都综改的金融投资制度和政策创新的调研报告，提出成都在未来3年内，将在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深化金融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六个方面寻求新突破。

显然，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流转将成为未来城乡统筹的重头工作之一。“我们会根据在浦江试验的评估结果，适时在都江堰、彭州等地推广。”杨他介绍说，目前已经有多个基层政府或者企业向公司申报。

同时，成都市担保公司的高层刚刚结束在浙江等地的考察，在农业产业融资等方面将引入新的机制，以推进成都城乡改革实验的纵深。

(作者：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