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还要从推土机前救下多少名人故居—

作为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重要一笔，梁思成曾在“梁陈方案”中，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并为此奔走呼吁。最终，他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现在，被拆除的命运，终于也落到他自己的故居上来了。

又一座四合院要被拆除了，这在北京不算什么新闻。但突然间，针对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一切行动却停顿下来。几天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官员闻讯而来，宣布“拆除行为暂缓”，等调查清楚，“再作研究”。

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聚在一起，忙不迭地解释说，他们并不了解这里的“历史情况”。

历史是，这里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故居，70多年前，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曾是这里的房客。

作为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重要一笔，梁思成曾在“梁陈方案”中，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并为此奔走呼吁。最终，他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

拆除是从一张通告开始的。通告由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发布，就贴在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墙上。按通告所示，包括梁思成故居在内，附近4个胡同的部分院落，将由某房地产公司进行商业项目的建设。

过了两个月，通告纸张残破，字也变得有点模糊。但它的权威性丝毫没有削弱，通告贴出后没几天，拆除工作开始了。

审批、通告、拆迁，这过程一次又一次在北京上演，无数院落被推平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周围，该拆的都差不多拆完了，只有这个院子，刚拆了一半，没有彻底拆除的门楼，偶尔还会往下落点灰土。

在这座已经面目全非的院落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共租住了6年多。从1930年到1937年，他们在这里生了个儿子，并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

据新华社记者、《城记》一书的作者王军考证，这段时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了赵州桥、应县木塔和五台山佛光寺等的古代建筑遗迹。他觉得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6年，“不知道中国文物的现状会变成怎样”。

而林徽因在这里布置的“太太的客厅”，则成为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这座老宅一滴不漏地见证了林徽因的滔滔不绝和客人们的窃窃私语，见证过搞政治的张奚若、搞经济的陈岱孙、搞考古的李济以及写文章的沈从文会聚一堂的场面。

1937年，梁氏夫妇在沦陷之前搬离北京，再没有搬回过这座院子。从此，他们告别了这一段相对宁静的生活，命运随着国家的政治动荡而起伏。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事情发生在1950年。梁思成参与设计了一整套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建议全面保护旧城，在旧城外建设新城。此方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最终被当时的决策者弃用。此后，梁思成被这一方案裹挟，陷入了复杂的人生漩涡。

与此同时，他曾经住过的北总布胡同里这座四合院，也与整座北京城一起，经历了一段充满悲欢离合和拆毁、修建的命运。

它变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一年前，当梁思成的大女儿梁再冰再回到这里时，她已认不出这里，“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曾经宽阔雅致的院落，如今被一座3层的小楼占据。精致的垂花门和东厢房早已不见踪影，而曾经盛满文化人笑语的堂屋，如今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住满了陌生人，“太太的客厅”内外，则被破败的油布、纸箱和瓶瓶罐罐塞满。

墙外的北京胡同区已消失，不远处，两栋几十层高的新式商业建筑，俯瞰着这片苟延残喘的院落。

王军曾几次来到这里，并亲眼见到发生在这座四合院周围的旧城消亡。这不只是一座小四合院的个体命运，王军觉得，从它身上，能找出这座城市几十年来几乎每一次改造的痕迹，能看出老北京的实体是怎样被抹去的。

可以说，北京旧城的命运，是随着“梁陈方案”被否定，也同时被决定的。

因为这个方案，梁思成命运崎岖。此后，尽管他仍然积极参与各种重大设计，政界也为他留有位置，但他所坚持过的城市规划理念，一度被有意从历史上清除，几十年间，很少有人记起。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沉浮。这段历史，是一种学术观点被有意遮蔽的过程，同一段历史，也是北京逐渐将旧城抹平的过程。

在“梁陈方案”被否决后不久，对旧城民居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破坏，就随着大跃进的兴起而出现。当时，许多四合院的后院被各种工作组占据，大量寺庙变成工厂，房子被拆掉，木头和铁钉全部用来炼钢。从此，一次次政治运动和集中改造几乎从未中断，终于将北京旧的城市风貌一扫而光。

梁思成居住过的北总布胡同24号院，也加入了被改建、被清除的过程。能被人记起的第一次变化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个巨大的地下礼堂在旁边落成，紧挨着24号院的一片四合院全都被推平，建起了简易的战备房。

根据并不完整的信息显示，当年将房子租给梁氏夫妇的人，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叶后来将此房出售，并辗转成为一户田姓人家的房产。“文革”时，田家有人在这间院落里被批斗而死，此后，院落逐渐萧条。

重新热闹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台湾宾馆在附近落成，并拆除了几户人家的宅院。为了补偿，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里的土地，并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的现代楼房。据回忆，这栋楼房在当时标准很高，“双卫生间呢”。

这一工程几乎毁掉了这个院子。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原先宽敞的院子被楼房占据，只剩下逼仄的通道。东厢房被拆除了，田家的后人把倒坐房的房门砌死，改造成了单独的居所。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堂屋里也住满了人，有的是附近胡同被拆迁后住进来的，还有的则没有透露来历。

这些后来者在“太太的客厅”里架起了锅灶，支起了蚊帐，拥挤地生活着。没过几年，这座老宅就面目全非了：老窗户被凿去，改造成新式玻璃窗，外墙用石灰翻新了，连屋顶的瓦片也揭了去，换成了石棉瓦。

以至于，当地居委会干脆在几天前宣称，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居住的房屋，在上世纪80年代已被拆除，“严格意义上来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

在经历了政治运动有意识的拆毁，以及上世纪80年代无意识的改建后，它已经失去本来的面目。而这一次，它甚至可能会被从地图上彻底抹掉，据说，一座高大的“科技大厦”将会在这里落成。

这是50多年前的梁思成无法料到的。当时，这位知识分子面对的更多的是政治阻力。一份史料披露，当时一位官员对梁思成说：“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但王军却发现，等高楼大厦真的遍布北京，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金钱而不是政治，开始成为北京旧城改建的主要推动力。

据说，1990年，北京市提出10年完成危旧房改造的工程时，各个区的区长都是“硬着头皮上的”。因为当时，多数人都不相信这能赚钱，只是希望赔得少一点。

区长们不用着急，因为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在3年以后就开始了。在经历了最初的“改造”试点后，人们都发现，开发旧城区“有赚头”，北京从此迅速进入了大批推倒旧房、开发新房的时期。

这次开发热潮持续到1995年被叫停。但没过多久，2000年，另一个危旧房改造计划项目又通过了，这一次，目标时间是5年。

官方手里的政策，与开发商手里的金钱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开始对旧城土地进行有意识地占领。王军认为，到2002年9月,20多位著名学者联名上书要求叫停这个工程时，北京的许多地方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此后，2005年通过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曾经规定对北京旧城进行总体保护。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北京仍然有96个片区的旧房拆迁工作，并没有结束。

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住过的这片院落，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一过程。过去邻近的胡同区逐渐被压缩，几乎全部消失。如今，拆迁通告终于贴到了它的墙上。

随着拆迁暂时被叫停，24号院的残骸暂时被保留下来，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不断有人拿着报纸来到这里一探究竟，并拍照留念。

他们往往先仔细端详那两棵几十年前栽下的马樱花树和石榴树，或者低头打量一下残败的月季花，然后一脸疑惑地四处找人询问：是这里吗？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张伟)

6月26日，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口张贴出《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包括11号院的鲁迅与周作人故居在内的平房将全部被拆迁。一石激起千层浪，专家、媒体齐声呼吁应保留周氏三兄弟的八道湾住宅，在舆论的高度“聚焦”下，西城区日前宣布：八道湾11号将成为新建的北京35中的一部分，故居将可能被用作图书馆。

无独有偶，7月初，西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难逃拆迁厄运，在有关部门叫停前，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正房、倒座房尚存。仅一墙之隔的12号院、哲学家金岳霖的故居也险遭破坏。

几乎同一时间，两处北京老城名人故居都险遭拆除，这难道是巧合吗？

昔日鲁迅周作人故居，今日破旧不堪大杂院

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虽然身处外地，但八道湾11号的命运这几天让他担忧不已，通过辗转打听，他刚刚得知周氏三兄弟故居能够保留，悬着的心这才落下。

电话中，孙郁告诉记者，2002年他就曾向国家文物局打过报告，要求将八道湾胡同11号院改建为鲁迅博物馆的分馆，但因为资金有限，此事一再搁浅。

“这套四合院现在是个大杂院，里面住着很多居民，要完整保护就要把里面的居民都迁走，这需要高昂的拆迁安置费，文物单位没有这么多钱，必须依靠地方财政支持。我们能做的只是向国家文物局提申请。”

八道湾11号这座“三进的大院子”是鲁迅在1919年8月，花3675元买下的。他在这里生活了近四年，写下著名的《阿Q正传》，周作人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这里也是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许多文化名人频频造访之地，是“五四”文坛最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现在院内共住有约五十户人家。

孙郁认为，周氏三兄弟的住所周边有许多民国时期的风貌，最好是完整保护。“成为北京35中的一部分，也算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却是没有办法情况下的办法。不能完整保护周边街区，我实在觉得很遗憾！”

鲁迅在北京前后共住过4个地方，绍兴会馆、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西三条21号，除了西三条故居被辟作了鲁迅博物馆，其他三处故居如今都成了大杂院，破旧不堪，除了门口挂一个“鲁迅故居”牌子外，看不到丝毫保护措施。“北京文物保护单位的意思是，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就行了，而我们希望都能够保存下来。”

孙郁认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文化遗迹保护之间的矛盾，在许多地方一直存在着，“建国初期，为了发展交通，拆掉不少历史文化遗迹，后来为了建企业、建国家机关，又拆掉了不少。中国人不善于保护文物，经常是一个朝代建立之后，前朝的遗迹就没了。”

八道湾11号虽然幸存下来，但只属于“单体保护”，周边的街区氛围仍将被拆掉，历史景观的环境空间没了，孙郁好几次禁不住地感叹：“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保护，现实的力量太大了。”

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留下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以《城记》一书记录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这两天不断在媒体和博客上疾呼“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并质疑“北京还能不能保护名人故居？”

记者联系到王军时，他正忧心如焚，声音中含着愤怒：“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什么身份都没有，连最低等级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地位都没有！”

“或许拆除方、批准方根本不知道北总布胡同还有一个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或者根本不知道梁思成、林徽因是谁，我在此愿意告诉他们：梁思成、林徽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中国建筑设计的国家奖就叫‘梁思成奖’！”

王军说，几年前，他曾带一个法国朋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法国朋友一走进院子，看到那破败不堪的景象时竟泪流满面。“我们这样对待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是不受尊重的”。

“做个普查、登记在册不用花一分钱，只需要一颗心呐！”王军说。

尽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规定停止大拆大建、整体保护古城，但拆迁竟拆到了曾为保护老北京而奔走呼号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上，“这叫什么整体保护？老北京城本来就只占北京的5.76%，现在只剩其中的1/4了，难道这就是北京城的命运？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再折腾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现在只是叫停，还谈不上保护，怎样保护还要经文物局论证。王军说，虽然这座原本精美的四合院已成了大杂院，但格局清楚，林徽因曾画过它的平面图，修复其实不难。“重要的是，至少要给明一个身份，挂出‘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的牌子，以纪念他们。因为它铭刻着一段中国人应该记住的历史。”

文化载体被拆，文化从何谈起

遭遇拆除命运的文化名人故居，在北京并非少数，北京地理学会秘书长王越随口就说出好几个：“尚小云故居、荀慧生故居、果子巷的李万春‘鸣春社’故居也被拆掉了，徐悲鸿在东城的故居已经不在了，代替以新街口的徐悲鸿纪念馆。据统计，京城名人故居中已被拆除的比例高达1/3，主要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城建中拆除的。”

也有维护得很好的名人故居，如恭王府、梅兰芳故居、宋庆龄故居等，但王越认为，这些更多出于对知名度的考虑。

而变成大杂院是更多名人故居比较普遍的命运，“很多都是文革时期工农兵进驻、或被人抢占，特别是私搭的小厨房对故居的破坏最大”。王越说，鲁迅故居绍兴会馆现在和任何一个大杂院没有区别，很乱，好几口人住一间屋子，四合院格局基本面目全非。唯一只是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显示鲁迅曾在此居住。

“破旧，是多年不重视、不保护的结果。”王越说，古城保护，很多时候取决于地方政府，“名人故居不一定都建成纪念馆，也可以正常使用，关键是如何有意识地保护。”

而保护名人故居，又涉及到对北京胡同的保护，“街没了，同时被抹去的还有历史的记忆。”

而现实是，“拆”与“保”之间，似乎拆的力量更大一些。宣武区果子巷一带的胡同，是金代留下的胡同，也是这位65岁的北京历史地理学者出生的地方，如今也即将消失。提及此，他非常痛心：“宣武区南骡马市大街以北已经拆完了，以南正在拆。在棉花上头条的林白水故居拆没了，据说棉花下二条、下三条也马上要拆了。”

“有新的地域可以开辟，为什么偏要拆北京的老城？宣武区老在提倡其‘宣南文化’，现在连文化载体都拆掉了，还怎么提文化？”

王越说，名人故居是城市的特殊坐标，是一个城市文化厚重的标志，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人文资源，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呵护，也需要有关方面真正痛下决心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本文来自《文汇报》作者/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