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迫于中央和舆论的双重压力，有“托市”嫌疑的安徽芜湖楼市新政问世三天就被紧急叫停。无独有偶，去年10月11日上午，广东佛山市出台的放宽限购条件的楼市新政，更是在当天晚上就被紧急叫停。这两起短命的楼市新政，给处于微妙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意味深长的猜想。

　　楼市调控是一场攸关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始于2009年的本轮楼市调控，一开始就遭遇到形形色色的阻力。这些阻力表现在理论层面，便是抨击楼市调控的言论或文章层出不穷；表现在行动层面，便是一些开发商与政策较劲不愿降价卖房，而不少地方政府也在给开发商的这种死扛行为暗中撑腰，佛山、芜湖两案例就是佐证。

　　和某些开发商公开鼓吹当前房价合理、甚至还有上涨空间不同，地方政府通常是借着“满足刚性需求”、“保障民生”等幌子，给高房价托盘。所幸这是一个信息开放、舆论活跃的年代，包装得再漂亮的幌子，一旦置于公共平台，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富有洞察力的民众看穿。佛山、芜湖两地楼市新政的异常短命，便昭示了开放社会中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其背后是房价必须合理回归的民心所向。

　　按理说，对于中央的楼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才是，毕竟“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中国国情下当然的行政伦理。可是，在截至目前的多次楼市调控中，地方政府屡屡虚置中央权威，阳奉阴违。这种现象，不妨称为“权力型房托”。

　　“权力型房托”有三大特征：第一，其主体为地方政府官员；第二，其真正目的是坚守以高房价为依托的土地财政，但却打着改善民生的幌子；第三，其操作策略是钻中央楼市调控政策的空子，通过投机式蚕食的伎俩渐进消解中央楼市调控政策的威力。

　　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被开发商收买的民间“房托族”相比，“权力型房托”更有能耐对楼市调控发挥实质性影响。原因在于，“权力型房托”的主体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仅具备游说中央决策层的能量，而且有弹性执行楼市调控政策的便利；此外，这些地方官员还有可能通过灰色利益链条向开发商输血救急，增强后者与楼市调控政策长期博弈的底气。

　　从目前来看，“权力型房托”已成为挑战中央调控政策的新主力。毕竟，在卖地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过惯了建立在土地财政之上好日子的地方政府，难以长期忍受楼市成交低迷、土地频频流拍所带来财政告急状态，试探中央楼市调控政策底线的“权力型房托”阵营扩容，将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楼市调控之下房价跌幅有限，至少在2012年下半年中央将为楼市调控“松绑”。这一预测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其一，中国经济2012年首要任务为“保增长”，而房地产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其二，土地财政格局在中国短期内难以改观，中央政府最终会向地方政府让步。其实，这些经济学家还有第三个未说破的理由，那就是：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主导的多次楼市调控莫不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上述研判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本轮楼市调控和以往相比，已然大有不同。首先，楼市调控的力度前所未有，限购、限贷、限价轮番上阵。从2009年迄今，温家宝总理已先后五次强调“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新华社不久前甚至发表了“住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评论，由此可见高层实施此次楼市调控政策的坚定决心。其次，虚拟经济“狂热症”已经危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为政策导向。在此背景下，炒楼现象必然降温，严重脱离民众收入水平的高房价难以为继。其三，经过公共言论空间中长达数年的辩论，“楼市泡沫不破灭，经济转型难成功”已经成为中国政经领域的理性共识，这一共识的价值，必然要超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最后，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中国主动下调未来经济增速预期，这也为弱化乃至消弭“房地产崇拜症”创造了有利条件。

　　“权力型房托”的出现，既意味着“土地依赖症”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难以快速断根，也意味着维护高房价的利益集团开始动用最后的“杀手锏”。对此，楼市调控绝不能松劲，必要时应对干扰楼市调控的幕后官员实行问责，与此同时，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地方政府税收模式的相关举措也必须大力实施。惟其如此，才能标本兼治地消除“权力型房托”现象。而铲除了“权力型房托”现象，就相当于抽空了开发商狐假虎威的资本，以促成房价理性回归为目标的楼市调控也就胜利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