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神髓是思想。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承传文明，又要发展文明。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和人格。谢冕是生活中的诗人，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他的文字就有多远。在他的散文里，有悲怆婉丽、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可以窥视沉淀着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生境界。阎纲是学者、大批评家。他的《爱到深处是不忍》几乎写的全是人，其中不少篇章令我们流泪不止、难忘终生。“文学者，情学、情欲学，情根于爱”，“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情之所至，缘情成文”，组成他的散文观。他说过，一个作家，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自己的灵魂，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他还说：“心灵对立构成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张抗抗相信“‘自己’是惟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她“按着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她还说，“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陈启文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他“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他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报告文学和随笔。前者让他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后者则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

　　“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这是赵玫的文学信念。她非常重视文字，一直认为“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还要承载思想，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她喜欢变化，喜欢新的尝试，“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我一直喜欢‘形式’的追求，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既具体又形而上……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诸如意绪流淌、时空倒置、凝固或运动的文字，画面般的描述，音乐般的交响，乃至句式、标点、字体的变异……”

　　宗璞以小说名满天下，其散文也以“丰富的内心和深厚的学养”写出了极高的境界，朴实、真切、感人。她的《敛沙集》“聚集着她的爱、她的忧虑、她的责任、她的精神气韵，也反映着历史的沧桑、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悲歌”。她身体欠佳，却一直坚持写作，说自己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写作一如炼丹，“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的作家。她希望“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还说“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这之于整个文学、文坛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

　　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乐黛云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湮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惟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都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她援引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

　　梁晓声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说，“文人虽不务实学，却爱解剖人生”。这很有哲学深意。“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要传世，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

　　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其中文写作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她说，“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象形文字除了节奏，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华丽和冷清，理性和调侃，热闹和凄凉，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多年后，汉文字的魅力，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重识了故乡的芳草。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是某种形式的回家。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言为心声，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令人温暖，令人动情！

　　写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更有欢乐。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闲适、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大家书系”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私密档案”，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既有忆往的苦涩，也有当下的欢乐，既有思想的锋芒，也有艺术的鉴赏，文化与历史，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幻想，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算是献给读者的一份精神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