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细读的是“螺丝钉”这样一个关键词。它是粘合纪实性和文学性的有效工具。有了这个关键词，两者合二为一，浑然一体。作者拟设的这颗小小螺丝钉，把整部作品中的多种要素吸纳调动起来，贯通了雷锋的一生，结构起一些重要情节和重要人物，既塑造了雷锋的生动形象，又聚合了雷锋的本质精神。

　　从第一次出现螺丝钉开始，到长久地把螺丝钉藏在身边，确立永做革命大机器上一颗螺丝钉这一坚定信念，雷锋所有的经历，从农场拖拉机手到鞍钢推土机手，从弓长岭焦化厂工人到部队一名普通士兵，他都默默无闻地在普通岗位上发热发光。从闪闪发光的螺丝钉到闪闪发光的雷锋精神，小说实现了具象与意象的结合，达到了虚实相生的效果。

　　通过这种方式，《雷锋》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渐渐描画出不同于惯常意义上的另一种“伟大”。这种“伟大”，显现了一个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普通青年最朴素的价值定位，以最具可能性的方式奉献社会的真诚情感，有着更加崇高的精神蕴含。具有创新意义的是，作者从雷锋曾几次主动提出请求，到祖国更加急需的岗位奉献青春，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实现愿望的素材中，提炼出并赋予这颗“螺丝钉”以主体意识，凸显出雷锋精神的另一面：主动担当、激情澎湃、充满活力。至此，作者还原了雷锋精神的双重特征：服从大局、热情主动，从而建构起雷锋精神的内在张力。 

　　为了树举“螺丝钉”精神，作者虚构了向秋生这个人物。与雷锋出身相似，向秋生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也对党和新社会抱有感恩之心，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不同的是，向秋生的落脚点仅仅是实现自我，他向往的是“站在司令台上，手一挥，高喊一声‘同志们’”，然后排山倒海。这与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构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是将军与士兵、坦克与拖拉机、方向盘与螺丝钉的反差，由此裂变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作者并不就此放手，又以向秋生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失败、最后回转到雷锋道路等情节，彰示雷锋精神的感召力和号召力，作者隐蔽的叙事策略至此放射出了光彩。

　　《雷锋》整体性的纪实风格与细部的艺术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纪实小说的全新文本，显示了更多的现代色彩，弥补了传统叙述方式的一些缺欠。

　　在这部小说里，黄亚洲创造了许多抒情诗般的精妙意象，借助意象丰富表达、鲜活细节。比如：新中国成立后，雷锋和宁小琍等人兴奋地憧憬未来时，“山坡下面的油菜花就大片大片地开了，金灿灿的，像他们每天的心境”；雷正兴借着手电光读书，“‘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每个字都放得很大，占据了整个视野”。这些意象，丰富了摹写人物、揭示心理的表达手段。再比如，作为象征意象的蚱蜢出现了两次，一只蚱蜢用于反衬环境，烘托张圆满的孤苦；另一只蚱蜢用于摹写心理，揭示九班长的固执。这些质朴而不失灵动、浅易却富于韵味的神来之笔，使作品大为增色。

　　黄亚洲善用道具，他信手拈来了军帽、手电筒和日记本等多种道具，把道具功能用到极处。军帽代表雷锋的参军志向，印证了雷锋由苦孩子向好战士转变的重要过程。日记本首先是作为雷锋精神的内容载体，记录了雷锋的精神印记；用于推进情节、沟通人物后，又增添了新的职能：毕主任赠送雷锋日记本时说，“好好记吧，它是你的翅膀”，日记本由此起到提前交代人物命运的作用；雷锋与王佩琴、易华等互赠日记本并题言留念，又使日记本成为雷锋精神的传承媒介。对影视道具功能的这种有效挪用，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黄亚洲善用蒙太奇语言。具有代表性的是借鉴影视方法的两个蒙太奇段落：一是雷锋母亲自尽，雷一嫂死意已决，支使庚伢子去听六叔公唱皮影。她既放不下仅存的幼子，更无法继续生存，柔肠寸断；六叔公悲戚的《孟姜女》时而激越、时而哀婉，忽远忽近地唱和着雷一嫂，在自家屋子和坪坝间盘桓往返；雷一嫂蹬倒小凳子的一刹那，六叔公散场的小锣刚好敲响。两条线索犹如镜头反复切换，富于画面感和戏剧张力。二是雷锋牺牲段落，向秋生探亲望城，给故乡亲友分赠雷锋题字照片引发一片欢腾；千里之外部队驻地，雷锋因公殉职，万众悲恸。剧作家手里的镜头大尺度摇曳，至悲至喜，叠加切换，生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黄亚洲以艺术的真实为我们还原了血肉丰满的雷锋，用崭新的视角为我们重绘了一幅精神长卷，不仅表现出精湛深厚的思想艺术功力，更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艺术风骨和难得的担当意识。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部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在先进精神的文化传播与传承中难以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