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成就伟大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文学的力量让英雄的精神感召力更为真切，英雄叙事激发人们感悟和接近英雄的热情，为当今文学创作提出了不少值得讨论和回应的话题。

　　英雄是“大写的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思想道德、境界品格等方面的楷模，他们由于品质优秀、行为超群或无私忘我而令人敬佩。英雄从来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卓尔不群者，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里能够作出多数人做不出的许多事情、走在多数人前面许多的人，他们作为先进力量的代表，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要求，反映着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能激发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积极追求，能激励人们见贤思齐、积极向善，向来是文学艺术着力表现的题材之一。为英雄写史立传是古今中外文艺史上最悠久、最正宗的传统。正如人类早期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叫做英雄史诗一样，中国文学为英烈写史的传统同样十分悠久，从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到精忠报国的岳飞，这些故事讲述着英雄们的大义凛然、坚毅执着和大智大勇，表彰着他们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为国捐躯在所不辞的业绩，回荡着对国家的忠诚挚爱，反映着对勇气、名誉、气节的誓死捍卫，其投射的精神光芒永久照耀后世。共和国的建立迎来了全新的时代，创造着全新的文学。在社会主义大建设热气腾腾、激情四溢的时代，创业的壮举、英雄的奇迹不断涌现于各行各业，作家们在书写战争英雄的同时，为新生活的英雄放声歌唱，对焦裕禄、王进喜、欧阳海、雷锋等的书写，开启了英雄叙事的新时代，以其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艺术化张扬而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为鼓舞和教育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英雄叙事弘扬主旋律、体现多样化追求，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形象文本。

　　我们身处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叙事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弘扬主旋律，体现多样化的要求，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电影《郭明义》、《钱学森》热映，到长篇小说《雷锋》反响良好看，社会对英雄叙事有期盼、有需求，发展空间很大。但目前情况看，如下一些矛盾关系的存在，影响和制约着英雄叙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认真关注和处理。

　　一是动员与自发关系。长期以来，英雄叙事创作主要靠发动，写英雄模范、反映先进模范分子，经常与配合形势教育、主题宣传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文学实践，上级宣传部门的宣传、倡导与要求，往往成为这类题材创作的直接动因，作家自己主动参与、投入比较少，两者不成比例，是需要扭转的。

　　二是纪实与虚构关系。目前英雄叙事以报告文学等纪实类作品居多，长篇小说尚不多见。由于多为行政推动，加之强调时效性、纪实性，要求短期内出作品，行政诉求导致这类纪实性作品往往“一窝蜂”出现。纪实写作快捷、直接、及时，便于号召，便于操作，能够立竿见影。长篇小说素有民族精神史诗之誉，在概括生活、彰显价值、刻画心灵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英雄叙事中的长篇小说等文体不应缺位。

　　三是创作与评论关系。总的来看，写英雄、颂英雄的创作普遍存在发动时热闹、中间冷清，出来乏人关注的现状，由于以动员式、响应式创作为主，就会出现开始时声势浩大，写出来后少人问津、不吸引人的现象，直接影响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

　　从创作者的主观原因上讲，影响英雄叙事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受“为尊者讳”思维定式的影响。不少英雄叙事是延伸宣传的先入式创作，大多从英雄无可置疑的完美性出发，不愿触摸真实的英雄，其实英雄是立体的完整的人而非完人，要写心、画魂才能立传才能达到艺术真实。二是过分依赖现成材料。不少英雄叙事是基于事迹材料的生发，不愿创造机会深入挖掘素材、提炼主题。粗枝大叶的积累，匆匆忙忙的写作，导致感染力、可读性弱。三是写法缺乏突破意识。创作者对写好英雄缺乏信心，不主动、不看好，认为写“好人好事”没法超越、突破，切入点单一、视角单一、处理方法单一等现象有所存在，艺术上成熟的还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