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造就了新世纪的文学转型，引发了文学创作、传播、欣赏和批评方式的改变，文艺学边界位移与内涵嬗变在数字媒介时代成为新的理论聚焦点。为了应对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和文艺学的边界位移，文学批评必须确立新的批评边界，从而构建有效的批评标准。

    在数字媒介时代，文学批评要突破既有的思想格局和理论樊篱，将自身内置于数字媒介文化的潮流中，深入迅速变换着的精神境遇中，关注鲜活的数字媒介创作。文学批评确立新边界应着眼于基础学理的建构，而不能过度执着于个案的技术分析。基础学理的有效建构有赖于其本身的批评立场，简单的评判性立场无助于文学批评边界的确定，只有建设性的学术立场才能最大限度地促成基础学理的建构与边界的确定。这种致思理路决定了文学批评的边界位移表现为其对于网络批评的认可，从而在合理的维度内，促使其实现自由性的突显，保持坚定的民间立场。网络批评是数字媒介普及的产物，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相比，它着力于将网络文学打造成自由的、公共的文学空间，从而突显自身的自由性。

    数字媒介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论纲》中认为：“‘自由’是文学与网络的最佳结合部，是艺术与信息科技的黏合剂，网络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网络的自由性为人类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奇别致的理想家园。”自由的实现需要一个充分拓展的公共空间，对自由性的追求构成了网络文学空间公共性的内在需求。自由意味着从自然控制、他人奴役和自我束缚中的解放；而不是恰恰相反。因此，网络批评自由性的突显不仅使大众得到批评的自由和快乐，而且力推交流与对话成为文学批评的必然存在方式。巴赫金在《文本·对话与人文》中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网络批评中真知灼见的涌现也同样如此。网络批评应坚持《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性：“我们的身份没有肉体，因此，不像你们，我们不能通过物理的强迫获得秩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治理将在伦理学、启蒙的自我利益和大众利益之中孕育成形。”网络批评的自由性应关注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人的理性的力量，着力打造充溢人文精神的价值空间。因此，网络批评作为一个自由交流与对话的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人文立场和思辨方法，从而使文学批评在边界位移中内蕴生机与活力。

    网络的平等性、兼容性、自由性和虚拟性使它有效地解构了文化的阶级等级和权力话语对文学批评的垄断，为网络批评的民间立场建构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保障，使网络批评在网络这个“狂欢广场”上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如网络写手李寻欢在《我的网络文学观》一文中所主张的：“网络文学之于文学的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文字壁垒’问题，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网络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通道壁垒’问题。”网络文学关注芸芸众生真实的存在状态，经由民间立场满足了大众表现的欲望，从而实现心灵的对话。在网络批评的导引下，网络文学空间呈现出作为人文的、人性的、人道的公共空间的内在潜质，它能给予网络公民以生命自由的存在空间，呈示出对于个体与群体生存多维度的关注。

    但网络文学的自由性与民间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了其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离：价值的非意识形态化与艺术的非承担性。网络文学的人文底色与价值承担，人文精神的有效建构，都有待于文学批评在边界拓展中实现批评标准调整的有效性。因此，文学批评应防止批评主体的迷失与批评功能的弱化，从而建立起正确的伦理取向与审美取向。

    在数字媒介时代中，最容易被文学倚重并成为文学现代性伦理主题的经验的是个体主义的标扬。因此，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对个体欲望的表现成为一个焦点。就某种意义而言，个体主义与数字媒介的合流，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文精神的缺失，身体日渐成为表现的重心，对思想性欢乐的追求被放逐。怎样在文学作品中处理好感性与理性的冲突，需要文学批评（尤其是网络批评）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个体主义本身的问题仅仅在于，在自身的理论樊篱中不能寻求理论的突破性，只有拓展其理论生成的疆域，从社会关系结构中借助于另一个关于人的规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得到解决。而这种借助与寻求在数字媒介时代中取决于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合理谋划，并最终由文学批评指引其合理的伦理取向。这种合理的导引表现在网络批评对于文艺普世主义伦理话语的有效建构。

    文艺普世主义伦理话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该价值形式对绝对个体主义泛滥的理论匡正功能上。网络文学对于个体主义的突显在于促使它对“自我实现”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强调，但这不仅强化了个体性单一的精神主体性的偏移，而且进一步将其异化为极度的“内向化”、“心灵化”和“深层自我实现”，并随之将其极度“外向化”、“对象化”，从而制造了一个全面的关于人的个体性的神话，使人与文学的个体性的内涵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依据。个体主义所表现出的个性意识的强化与在单一的精神主体方向的偏移带来的个体性畸变和新的迷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进行我们的伦理诉求。陈传才在《20世纪后二十年文学思潮》一书中就如何建立正确的伦理诉求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个体的觉醒和强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有另一种导向，这就是导向对自身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即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关注，导向对包含自身在内的现实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自觉追求。这种导向可以使主体性愈来愈超越自我升华到一种崇高宽广的境界。”从目前的网络文学阅读现状与文学接受对象来看，文学批评应该侧重于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是那种高要求的应该做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的文艺不应该对人们作出道德自律的承诺。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批评应更好地精心培育普世伦理，从而为修正个体伦理作出相应的努力。

    普世伦理只是在如实评估数字媒介时代伦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更具现实可行性的伦理取向，就终极目的而言，它正构成道德自律伦理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万俊人在《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中认为，普世伦理对个体主义伦理话语的意义在于：“普世伦理首先是对人类道德对话的邀约，她邀请所有不同道德文化传统、道德学说和持有不同道德传统和道德观念的各阶层、各地区、国家和民族、各信仰群体的人们参与对话，她允许参与对话的每一个对话者保持其自身的道德观点和申言权利，但同时也要求他们以积极的姿态，来承诺达成必要的道德共识和普世伦理原则的人类道义责任。因此，参与对话的各派在坚持自己道德观价值观之合理立场的同时，还需要积极寻求大家能够共享的人类道德立场。”

    普世主义的伦理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批评的正确引导。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中，普世主义的伦理取向便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追求出现在文学批评中。在数字媒介时代中，文学批评标举这种略带精英色彩的人文理念是为了规范任意张扬个体主义可能出现的人文精神缺失，也是为了引导网络批评对人文价值理性在新时代产生的裂变与新生进行正确而有效的应对。在正确的伦理取向基础上，文学批评应导引文学追求一种正确的审美取向。网络文学的导引催生了数字媒介文艺的强劲崛起，文学批评必须在网络批评的导引下彰显数字媒介文学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

    网络批评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生动呈现，从而缩小了批评分析中的抽象推理给读者带来的距离感，增加了文学批评的审美吸引力与批评心得的诗意传达。在激发读者美感的同时，它又能够引导读者玩味、领会批评家深沉的人生体验和独到的审美发现。在网络批评的牵引下，文学批评采用形象比喻和意境描述的方法，达成作者与读者的平等交流与互动，这也就更容易诱发读者突破期待视野，对作品的审美韵味产生创造性的理解。而文学批评更重要的职能，是通过它的思想和艺术分析，深化读者的审美体验，增加读者的审美愉悦。优秀的文学作品融入了作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不断以艺术创新冲破成规定律，越是人生体验深刻、形式新颖独特的作品，读者接受起来的难度越大，这时就需要文学批评的提示和帮助，从而把读者引向作品的精微之处，体验蕴含在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从而获得强烈深远的审美享受。

    同时，文学批评在数字媒介时代中应发挥文化审美的功能。让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审美层面，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忽视和抹杀；相反，这是使文学批评向文学自身回归的一种表现，从而能从一个更高的理论维度来对文学提供的特殊经验、特殊情感进行审美的审视与阐释。只有在人类审美情感价值的内质相通性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融会，人类的特殊经验、情感在文化沟通的共同主题下才会呈现出自身应有的审美价值。在文化审美层面，文学批评从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活动、人的主体创造活动之间的必然关联出发，就容易获得对产生于不同文化圈内的人类特殊经验、特殊情感的领悟和沟通，进而能够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到文学所蕴含的深刻、稳定、恒久的文化审美价值，从而使文学真正成为大众共同享有的可持续、可再生的审美资源。

    文学批评在走向文化审美领域之后，实际上也就是将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审美情感进行有机的整合。文学批评将文学确认为在人类整体文化观照之下具有自身规律特征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从而真正发现文学在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功能与作用。与此同时，文化审美视野中的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自身的丰富性将在文化审美的催化下不断地发散。除了人们熟悉的文学社会性、典型性、形象性等之外，人们还可以认识到文学自身的形式、文本、语言等诸要素的独特作用，可以发现文学与人类其他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展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因此，在数字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文化审美维度能使文学批评获得广阔的文化审美视野，即把文学现象提升到文化审美领域中来认识、观照和把握。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审美层面与网络批评的自由性互相推动，与其回归民间立场相辅相成。

    数字媒介时代中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建设效应，另一方面更要拓展数字媒介文学的发展空间。前者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导引数字媒介文学在回归自由民间立场的基础上保持人文精神的有效建构，在批评自由性彰显的同时，批评家要有敏锐的批评嗅觉，挖掘出文学新变化对于人文精神的裂变与新生，而不是趋附于流俗和文学之外的利益关系；而后者则意味着文学批评要对文学内部的结构和形式进行分析、阐释和解读，从而更好地履行其审美导引功能，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水平。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审美导引功能和伦理取向功能是一体两面的，文学批评不能只追求对大众的审美导引，而忽视对社会价值和责任感的追求与建构。总之，在文学批评边界拓展的背景下，建立文学批评内在的审美尺度和伦理尺度，构筑一种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双向互动的双赢局面是文学批评的未来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