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见过白先生一面，地点就在哈佛燕京，公共场合不容多话，只来得及向他求证一件事，当年的确是他将余秋雨的散文介绍给台湾读者。作为名将之后，他看上去有着让我吃惊的腼腆。谦虚有礼，儒雅随和。明亮透彻的眼眸，不罩一丝历史的沧桑。

　　这次重看白先生的小说，早都过了爱读小说的年龄，平时几乎已经没了看小说的兴致与闲情。率先闯入眼帘的是几篇依稀记得的故事名字:《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远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不过最后令我击掌莞尔的却是《冬夜》。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开首两句，就有文体上的非凡不俗。单单一个“雨”字，破句的造诣十分了得。更何况，这两句的句式，用“的”和“了”做结尾，原本是文体上的大忌，竟然一点都没有妨碍句子的清新利落。

　　作为一篇短篇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宽广、蕴意之深邃，皆堪称经典。通过一位旅美教授对台湾教授的私访，把世界风云、历史沧桑尽收于咫尺书斋:台籍教授的囊中羞涩，留洋教授访台时的风光，前者前妻的善解人意，以及续弦的异梦同床。后者同样丧妻，且无儿女，客座他乡，只为稻粱谋而味同嚼蜡地著书立说。可他们都曾经是历史的先锋、吹响过时代的号角，是当年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青年俊杰。可如今，后者只能在美国对着一班洋人后生无奈地重提当年之勇，而前者的儿子，却只关心着如何能够留洋，学习理工。“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这么一说，“两人都无奈地笑了起来”。

　　临别时，台湾教授忍不住终于说: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吧。”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嗽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讲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一下，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接下来还有两段精彩的描述，写送完客以后的吴教授，顾影自怜、思念前妻、恍然入睡。小说最后结尾的一句是:“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地下着。”

　　白先勇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流芳，且不说是否可以传世，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正是他那出自战败一方的儒将名门之身份经历，才使得他能够写得出这般凄婉怀旧、讽世怜人的大悲大凉之作，于是恰好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推崇。也正是这种歌舞管弦、灯火阑珊失于一旦的“惊梦”，造就了他的文才慎思、隽永回味。当然，他的名作《游园惊梦》应该是最能代表他这一方面成就的作品。

　　可是我这次重读名篇《游园惊梦》，却生出两点较自己以往以及和他人或许不同的感受。当然，故事人物还是让人感觉构思完美、错落有致。悬念伸张、节奏缓急，依然是那般看似无心插柳、水到渠成。把一大帮旧日秦淮歌女嫁入侯门后的富贵荣华、闲情昆曲、被迫迁居台岛以后再度醉生梦死的今昔场面，刻画的栩栩如生。但是从语言角度来说，尽管五色纷呈，却殊无新意。对比一下所引用的昆曲《牡丹亭》里的原词原句，竟显得是傍大树的茑萝，只是借机攀升，而无独立寒秋之势。更为严重的是，重要情节交代(钱夫人过去与钱将军参谋有染)所依赖的意识流技法，虽然在当年也许算得上是新鲜的赶潮流，今日看来在文字的具体操作应用上未免显得有些粗糙生硬，好似水土不服。随手抄在这里，以证吾言不虚，算得上公平。

　　“谁不知道南京梅园新村的钱夫人呢？钱鹏公，钱将军的夫人啊。钱鹏志的随从参谋。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参谋。钱将军。难为你了，老五，钱鹏志说道，可怜你还那么年轻。然而年轻人哪里会有良心呢？瞎子师娘说，你们这种人，只有年纪大的才懂得疼惜啊。荣华富贵，只可惜长错了一根骨头。懂吗？妹子，他就是姐姐命中招的冤孽了。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随从参谋。将军夫人。随从参谋。冤孽，我说。冤孽，我说。(吴师傅，吹得低一些，我的嗓子有点不行了。哎，这段《山坡羊》。)

　　没乱里春情难遣

　　蓦地里怀人幽怨。”如果对比一下作者在此前一处引用另一段《牡丹亭》原句之前的文字铺陈，就更不难发现这舶来品与原创之间的差异高低。“笛子和洞箫都鸣了起来，笛音如同流水，把靡靡下沉的箫声又托了起来，送进‘游园’的《皂罗袍》中去: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当然，白先生对昆曲那是真叫研究有素、一往情深，所以才能替以下场面写出如此这般贴切的素描。“客人们都立了起来，赖夫人带头，鱼贯而入进到客厅里，分别坐下。几位男票友却走到那挡屏风面前几张红木椅子就了座，一边调弄起管弦来。六个人，除了胡琴外，一个拉二胡，一个弹月琴，一个管小鼓拍板，另外两个人立着，一个擎了一对铙钹，一个手里却吊了一面大铜锣”。“那位姓杨的票友约莫五十上下，穿了一件古铜色起暗团花的熟罗长衫，面貌十分清癯，一双手指修长，洁白得像十管白玉一般，他将一柄胡琴从布袋子里抽了出来，腿上垫上一块青搭布，将胡琴搁在上面，架上了弦弓，随便咿呀的调了一下，微微将头一垂，一扬手，猛地一声胡琴，便像抛线一般蹿了起来，一段《夜深沉》奏得十分清脆嘹亮，一奏毕，余参军长头一个便跳了起来叫了声:‘好胡琴！’客人们便也都鼓起掌来。接着锣鼓齐鸣，奏出了一只《将军令》的上场牌子来”。多么生动形象的文字，明显要比鼓捣那舶来品的意识流来得生猛有趣许多。

　　近年来，白先生更是“票友下海”，亲自担纲导演，打造出一台青春版的整编《牡丹亭》，将原本五十五折昆曲压缩成二十九折，分上中下演出，成为连演三场的连台本戏。舞台上的青春靓丽自不必说，昆曲真谛究竟传承几分，待由专家们去评说。我只是忽生感慨，原来这从小说家到导演的角色变换，岂不刚好折射出一段先“惊梦”后“游园”的曲折历史。但愿此回酣畅“游园”的白先生，永远不会再有“惊梦”的悲凉。只是不知随着新《牡丹亭》的热闹，我们可否还能再有机会读到白先生继续推出一如台北《冬夜》那样的精彩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