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前40年呈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共性大于个性、全国性统领地方性。即便是对文学地方性、民族性的挖掘,其指归也在于对整体意识形态的赞美上,它只作为意识形态的要素而存活,构成宏大叙事的不同手法和特色。文学的地方色彩往往只是题材和风格意义上的。近20年(90年代至今)处于世纪转型期,文化多元,文学多样,诗歌之时代性与地域性呈多元共生之复杂态势。当今世界,国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是压倒性的,远远高于民族和地区因素。中国是一个文学传统稳定政治结构稳固的国家,从整体而言,当代中国任何时期任何区域的文学都只是国家文学大树上的枝和叶。
当代湖北诗歌的湖北元素既表现在承接古代屈原现代绿原的政治抒情诗中,也表现在对荆楚人文风情山乡村民的生活抒情诗中。在写作《世纪转型期湖北诗歌研究》专著的过程中,我一直被中国文学的统一性与区域性问题纠结着。我深深感到,从区域的角度拉出一条湖北诗歌的发展线索,并尽可能地从题材、风格和语言等方面发现一些当代诗坛的“湖北元素”,殊为不易。
湖北红色抒情诗发达固然有湖北文坛意识形态化特征鲜明的原因(比如:湖北军旅出身的政治诗人特别多),但它并非为湖北诗人专美,因为红色抒情诗是现当代中国诗坛的传统主流文体,是转型期主旋律文学的必备品种。以对带有政治意味的时代重要事件的抒发为主要特征的时事抒情诗,也是当代中国诗坛特色品种。如1998年长江沿线抗洪救灾,武汉处于最前线,因而湖北此类题材诗作自然较多。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在湖北,喝长江水长大的本地诗人,在生活体验、文化熏染、现场取材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三峡便成为湖北诗人独享便利的题材。还有一类地域性政治抒情诗,诗人把目光专注于自己生活的地区,或讴歌历史的进步、或赞美现实的新变,而进步和变化鲜明带有政治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全国很多省市都盛产此类诗作。湖北之特色即在写湖北地缘地貌的多样性和民族的丰富性。在政治抒情诗的技巧上并无“湖北的”、“非湖北的”之分。
身处内陆农业大省,湖北诗人大都写过乡土诗。转型期湖北乡土诗与全国性大潮流相一致的同时又表现出了湖北的地域特色。他们一方面承继了《诗经》传统的诗教之美和田园抒情, 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掘着屈原诗学中的民生情怀和荆楚风韵。不满足于平面的、单一的乡村风习、忧患的书写,加强了从体制的缺陷和人性的丰富复杂性等方面的立体观照,城乡差异、都市农民工形象受到诗人更多关注。口语化、叙事性成为众多诗人普遍采用的手段。除了题材的关注度和千湖之省的湖泊乡土味外,在乡土诗技巧上并无“湖北的”、“非湖北的”之分。
湖北的许多城市大多有从乡镇向城市转化的痕迹,即使武汉这座比较典型的市民化都市,也只是有利于平民文学的发展,故而新写实小说曾引起广泛的注意。湖北最具代表性的先锋诗人,都有出色的乡土题材作品。调侃和讥讽城市、通过追忆乡村来抚慰伤痛的乡土式先锋是湖北先锋诗人的共性。在审视的角度和书写技巧上与传统乡土诗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比如哨兵笔下的湖北名胜洪湖。洪湖是一个县城,也是一个湖泊。在中国现代史上一直笼罩着艳丽耀眼的红色,红色甚至是此前关于洪湖的历史书写和文艺虚构中惟一的色彩。哨兵的先锋、另类,即在于他书写了一个多色彩的洪湖、灰色调的洪湖、破碎的洪湖。
作为一个偏农业的内陆省份,湖北并不具有催生先锋艺术的肥沃土壤,政治抒情诗和乡土诗的发达反衬了湖北诗坛在现代审美和先锋精神上的贫弱。在政治情结、乡土意识浓厚的湖北诗坛,既便是很有功力的先锋诗人往往默默无闻,而平庸的政治抒情诗却风光一时,这里既有传统之缺失亦有地域的限制,先锋诗人需要极大的生命力和锐气来坚守自我、冲破屏障。
此外,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时性发展来看,国家文学一体化时期,湖北诗坛只是一体化之组成部分。国家文学多样化时,湖北诗坛之“湖北元素”亦有量的增加。基本规律是:国家文学繁盛时,湖北诗坛欣欣向荣。国家文学凋敝时,湖北诗坛一潭死水。根深叶则茂、干遒枝则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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