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陈忠实先生这样经历的作家，并不少。在基层和家乡工作，写的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因为写作的缘故，他们能与那沉浮保持心理的距离；因为浸淫其中的缘故，他们又与乡人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体验到的痛楚，即使运用了艺术的表达，你也会清醒地知道那不是虚构的生活，那是生活的一个截面。陈忠实先生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犹如老农侍弄庄稼一样，精心地侍弄着笔墨，让它们结出自己想要的果实。

    由此我们读到了陈忠实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一大批生动的乡村小说。无论是老汉还是小妹，是心胸狭隘的老妪还是艰难求生的新媳妇，他们努力在不同的政策和环境下求生存，追求在如今看来仿佛微不足道的生活改善。乡村并不宁静，人间所有的悲喜剧，在那里也日日都熙熙攘攘地上演，每个人都身兼演员与观众的双重角色。陈忠实先生饶有趣味地描写他们，创造他们，让他们或歌哭或默然，在田头菜地与锅灶牛圈间感受温暖寒凉，让他们用尽村人的幽默和狡狎，展示生存的艰难与智慧。这批生动的农民的画像，让一个时代的乡村生活用一种安静的形式存留下来，无论多少年过去，仍会在时间的长廊深处，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辉。

    然后，有一个裂变产生了。这个裂变也让我们知道，如果有足够的积累，足够的悟性，适时而有力的自我要求，人的创造力是多么无限。陈忠实先生不愿意也不喜欢别人说他的《白鹿原》是一个奇迹，因为奇迹即意味着借助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由奇迹产生的结果不是必然的。我却依然以为它是一个奇迹，因为它远远地超出了那个时期普遍的水准，无论是美学上的追求或是文学技巧上的运用，甚至是对待最敏感的性与政治这两大难题，都不为偏见与时代所困，展示了一种博大的丰富的内在气度。……

    陈忠实先生自己也视那次在创作之前所发生的内心的文化剥离为一件大事。这个剥离是一个过程，是他一直意识到并痛苦承受的一种蜕变的前奏。通向《白鹿原》的过程中，在其他的作品如《蓝袍先生》中已经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而最终的完成并以作品的形式固化，就是《白鹿原》。在我看来，那是某种意义上的一次顿悟才产生的惊人一“跃”。这次顿悟，使他完成了“三级跳”：一是使他跳出了既有的自我认同，二是跳出了现有的体验世界方式的局限性，三是跳出了多年以来形成的表达方式。

    一般来说，艺术家如何呈现，就已经告诉了别人他已如何判断。从陈忠实先生的这种呈现，我们可以看出的，是一种博大的人类情怀。它未囿于任何教条、原则或教义，亦未让他谙熟于心且轻松演示的儒家传统占据话语权。在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没有有意识的前置理论和教条，故事进程中无数次评论与判断的可能性与冲动，都被他轻易地放过，从而自始至终地保持了叙述的不动声色。这种沉着与从容，只能是作者在生命中早已磨砺出的一种内在品质，和自觉的艺术追求。是从内向外散发出的个性成就出的风格。纳博科夫作为评论家和作家，有句话非常有见地，他说：“谈到风格，指的是一个艺术家的独特品质以及它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这种天才如果不存在作家的灵魂中，就不可能表现在他的文学风格中。一个作家可以发展完善一种表现方式。在他的写作生涯中，这种风格会越来越精练准确，越来越令人难忘。”因为内心力量的强度是决定一个作家写作能力的根本。

    好的作品也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好”的读者（纳博科夫语）。坏的读者是把自己等同于作品中的主人公或某个人，然后与他一起歌哭。而好的读者则同时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能欣赏作品的艺术美，同时又能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在《白鹿原》里，有这么多的性格饱满而富于吸引力的人物，他们不断地打碎你可能刚刚建立起的判断，展示出了人性的另一个层次。在不知不觉中，你会用一种冷静的眼光来审视，期待更丰富的故事展开。他并不去粉饰主人公，他让他在后半生像狗一样弯曲着身体来面对大地；他也并不向那令人厌恶的家伙呲去一口唾沫，他们也是人类的一部分，甚至是某些人的温暖的来源，他们的存在在他笔下自有其合理之处。

    《白鹿原》不是一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作品，在我的知识范围里，它不属于任何主义。它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也并未停留于某些斩不断理还乱的心理描写之中。陈忠实先生很推崇马尔克斯的那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无法说《荷马史诗》是什么主义一样，也不能说《百年孤独》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史诗是一种更高的体裁。它把一段时光和无数故事留下来，把一个民族秘而不宣的历史揭示出来，不仅成为许多人认识自己民族心灵史的通路，更由此把不为外人所知的本民族的心灵世界艺术地呈现出来，使它成为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歌德在《论拉奥孔》中说，“真正的艺术作品，就像自然作品一样，我们的理智永远无法穷尽它。它可以供人观赏，可以被人感觉，它能产生效应，但它不能真正被人认识，更不可能用言辞说出它的本质，它的成就。”

    拥有一本《白鹿原》，是我们莫大的幸运。而仅有一本《白鹿原》，又是多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