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像一块石头坠向渊底。

　　一个血性汉子，没过几年却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痴人，实在叫人难以相信。我在故乡工作的时候，曾走访过几个明白人，这几个人都提到叔叔疯前的两件事：挑河和推炭。

　　挑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类似永远打不完的残酷战争，每年秋天收了庄稼种上麦子，农人们刚要闲下来，歇一歇，上边下达了挑河任务，村村组队，家家出人。村为连，公社为营，县为团，半军事化管理。而且那时多是异地施工，那一年我们县的工地就远在黄河以北的沾化县境内，那里有一条蜿蜒在荒原腹地的潮汐河需要清淤。望不到尽头的土路上，载着锅灶、铺盖卷的马车、牛车、小推车，滚滚滔滔，浩浩荡荡。沉睡的渤海荒原一下子热闹起来，数十里的战线同时拉开，河岸上遍插猎猎红旗，民工们士气高昂，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但没过几天，这一切却换成静夜窝棚里的声声呻吟——河越挖越深，推着尖尖一车泥土，从河底往堤顶拱，车轮下的条板颤颤悠悠，条板上的两腿战战兢兢，咬紧牙，屏住气，稍一走神，车、人就被条板“弹”落。推一天土，铁打的汉子骨头都散了架，嗨哟嗨哟爬不上铺。叔叔体魄并不强壮，但他也是一辆小推车，一把铁锨，别人分了三锨把长的一段，他这一段也三锨把不少一寸。叔叔就这样没命地摽着干，撑了30多天，推完最后一车土，他扔了车子，躺在岸上不起来，放声大哭。

　　一夜北风，大雪封住归乡的路。这支遭围困的队伍完全没有了出征时的锐气和阵容，如败军般作鸟兽散。衣着单薄的叔叔四肢险些冻僵，可冒寒蹚雪逃回家，家里竟也冷若冰窖——上了年纪的爷爷还没生炉子，就等叔叔去胡田煤矿推炭。掉转车头，叔叔又上了路。胡田煤矿在南山里，来去两天，同去的伙伴买上煤，在马车店里住一宿再走。叔叔在马车店门前停了停，没进去，为了节省一块钱的盘缠，他只给轮胎打了打气，紧紧襻，独自借着月光往回赶。漫漫长途，月光默默地把他的影子印在路上。说不清走了多长时间，终于走到“哑妇口”，过了龙头山就是我们村子了，叔叔一阵轻松。万万没想到前面一个小坎，他脚脖子一软，车子歪进路旁沟里。这条沟并不深，然而叔叔此时孤单无助，饥饿交加，耗尽力气，怎么也没法把煤车拖上来。歪了正，正了歪，又急又气又恼，衣服溻湿了，仍无济于事，折腾了半宿，慢慢竟在沟里睡去。第二天同去推炭的人都进了村，惟不见叔叔。我父亲赶紧喊上秃叔、柱子哥抄近路找，才把还睡在那里的叔叔找回来。回到家他上床又睡，一连几天不醒。

　　据说，叔叔醒来后就变成一个懵懵懂懂、痴痴呆呆的人，就丢失了原来那个清明美好的世界。

　　古老的梁邹平原上有一种游戏叫耍傻瓜。人们凑成堆儿，闲得无聊，选一个弱智或者某方面有缺陷的人为对象，你一句我一句地逗弄他，像一只皮球踢过来踢过去。大家并无恶意，不过哈哈一笑，从中取乐，似还可解乏。这一游戏起于何年何月，无考，但至今不衰，而且有着最广阔的舞台，街头、巷尾、某堵墙下、某块地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能上演。开春，病见好转的叔叔和大伙一块去西坡翻地，休息的时候，一双双亮亮的眸子聚到叔叔身上，猴四充当急先锋，上前诱着叔叔讲他一个人走山路、煤车歪进沟里的经过。叔叔闷着头不说，猴四就代叔叔说，一边说还一边表演，说到车子歪倒时做出一个身子倾斜胳膊一抖的动作。当时正推广一种叫三九一一的农药，鸡鸭吃了它拌的种子，登时翅膀打颤、瘫倒，这与猴四的动作有点相似，于是歪煤车又演变为小鸡吃了农药，死前扑棱翅膀，猴四总是匍匐在地浑身哆嗦不止。近前的人就乐得前仰后合，纳鞋底的女人搁下锥子凑过来，下“六周”的男人也不走棋了。戏耍一个痴人是多么快活的事，人们兴奋极了，一兴奋脑子更好使，嘴皮子更溜，戏耍又出了新招、花样。一时间这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人们百看不厌。说也奇怪，叔叔再犯病真就像猴四表演的样子，做小鸡被药死状，嘴里叫着“小鸡没钱住店，小鸡没东西吃”， 骨碌倒在地上。

　　猴四们的恶作剧传到了爷爷的耳朵里，爷爷住在杏花河岸边的茅屋里，看守着生产队的菜园子。这日，大热黄天，男劳力在东洼锄高粱，锄了一个来回，汗如淋雨地钻出青纱帐，爷爷已提着一篮子白皮甜瓜等在地头。他分给每人一只甜瓜，猴四得了只最大的。爷爷赔着笑脸央求大家别再耍叔叔玩。白皮甜瓜那个脆、那个香呀，干渴极了的汉子们大口吞食。爷爷通融生产队长，以扣5个工日工分换的这篮子甜瓜，被他们吃下去就化作尿排掉了——猴四们在爷爷面前不住地点头，爷爷一走他们就管不住自己，又开始戏耍，像上了烟瘾的大烟鬼。

　　起初，叔叔的病还属轻微的精神障碍，可在家调理好了，出去经猴四们一逗弄，不过十天半月又反复。越犯越勤，越犯越重。而这时再犯病就不那么好玩了，不再表演小鸡扑棱翅膀的“节目”供人们娱乐，而是暴戾恣睢，穷凶极恶，见人不论男女老少就破口大骂，追着打。爷爷已请不来贾半仙——贾半仙的降妖术在叔叔这里已经不灵(有长者说叔叔是狐仙附体)，只好大把地给他服镇静、安眠药，促其卧床昏睡。但一看不住，他又窜到街上挑起事端。他成了众人眼里的一个恶魔，人们在寻找惩治这个恶魔的良策。有一次他出门碰上了王邪子，王邪子邪横冷硬，是出了名的刺儿头，到他头上动土岂不是自讨苦吃？叔叔竟好端端地就骂王邪子如何和村东张寡妇在玉米地里偷情——不知是真是假——王邪子也不恼怒，笑嘻嘻地绕到他身后，冷不防把他扳倒，顺手抓起地上的驴粪蛋子往他嘴里填，填了一个还要填第二个。要不是我父亲赶来，王邪子还不饶过叔叔。

　　我记忆中叔叔却从未对我凶恶过，每次见了他，我远远地喊一声“叔叔”，他轻声答应着，伸出手，好像要抚摸抚摸我，但我不敢靠近他，慌忙逃开。他站在原地，眼神先是乞求，后是失望，渐渐暗下去。他恢复了一个长辈的慈爱的形象，这才是他。

　　在家徒四壁的叔叔家，那辆小推车好像是惟一一件值钱的家什，那是爷爷伐了门口的老槐树，花一袋高粱米作工钱，请远近闻名的于木匠打制的，两三年了，丝丝缕缕的槐木香气还顺着好看的木纹往外散发；车盘重实、坚固，就是载一车石头也不懈晃。叔叔很是喜欢，平时上坡都推着它，生产队分了南瓜、地瓜、苘麻杆，往车上一放，驾起就走。家什互相借用很平常，但这辆小推车却没有多少人能借出来，街坊都“臭”叔叔手紧。他生病后，谁愿意惹一个疯子？小推车竖在他家北屋窗下，被放了假打柴的我盯上，我趁叔叔昏睡，壮起胆，蹑手蹑脚去“偷”车子，屡屡得逞。可是有回我把车子放下，刚要推走，却发现叔叔正趴在窗台上看，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叔叔并不是不明白“偷车贼”是我，而是默许我用他的心爱之物，病得疯魔的他心底还未泯灭亲情啊！

　　治了差不多一年光景，叔叔不再追着打人骂人了，又到生产队干活。农忙时节，队里正缺人手，但队长却已不拿他当“好人”看待，不分配他播种、剜苗，就连施肥也不让他做，而派他跟着王邪子拉垫圈土，说是照顾他。王邪子赶牲口，他做帮手。这个差事在农村多是给那类缺心眼、只会卖苦力的人留着的。是意识到这里面的歧视？或是记着上次王邪子填驴粪蛋子的仇？叔叔不接受，可爷爷满意，无奈叔叔只好屈从。王邪子在高高的土堰下勒住马，就提着红缨鞭优哉游哉地朝不远处的大队机房走去，讨杯水喝，跟磨面的女人们“磨磨牙”，兜一圈儿，从不摸锨的他，回来却不是嫌叔叔装得太满，压垮了他的马，就是怨装少了，回村不好看。咧咧歪歪一嘴粗话，手里的鞭子乱甩乱抽。那牛皮鞭梢抽碎了树叶，鞭影却晃在叔叔心上。叔叔也曾向队长告王邪子的状，可队长怎会理睬？一个有精神病病史的人，无论哪方面都处于弱势，叔叔不是王邪子的对手，最终还得任他摆布。但这次他的病没有“爆发”，而是更深地沉默下去，终日一言不发，只知道装车卸车，活脱儿是一架刨土的机器。甚至拉着土回饲养棚时也不坐王邪子的车，一个人形影相吊地落在车后，很像是一匹被王邪子驯服、拴在车帮上的牲口。

　　整个村子里，谁也不再注意他，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

　　就在人们忘记了那个乱跳乱咬的恶魔的时候，家人却发现叔叔两眼变得呆直，听不懂他们的话。婶子恐慌不安，她预感到叔叔的“老实”比那乱跳乱咬可怕多了，跑去找队长，从王邪子那里要回叔叔。

　　在平原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穷苦的庄稼人有几个生了病去住医院，有几个能气定心闲地在医院里养病？何况叔叔这样的家境。婶子和堂弟没有送叔叔进精神病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把他锁在家里，而是为他准备了一把镰刀，一条绳子，把他“放”到坡里去割草，晒干草冬天喂牛——只有这个差事对他是合适的了。生长万物的平原胸怀博大而又宽厚仁慈，它接纳一切人，慷慨馈赠于你。叔叔消失在平原深处，无声无息，出来时背上多了一大捆草(不能用小推车，担心他丢掉)。他打的草捆特别大，瘦小、羸弱不堪的他被压在下面，你看不见他的身子，只能看见两条弯曲、蹒跚的腿——那是草捆的腿，不属于他——巨大的长腿的草捆从大道上拐入胡同，摩擦着两边的墙壁，缓缓移动，直到挪到他家门口，撂在地上，露出一头粘着草叶的蓬乱头发，一张满是汗垢的脸，才还原为我的叔叔。

　　叔叔天天割草、晒草，他门前有一块“凸”字形的空地，上面摊着厚厚的草在晒。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婶子咋呼他去翻一翻，翻完他还拄着木叉发愣，不往墙荫里躲。调皮的孩子围着他打闹，把草扬飞，他仰着脸，眯起眼，一根一根地接住飘落的草，团团转，路过的大人视而不见或者瞅着乐。打闹声影响了我午休，我撵走这帮孩子，扶他回家，他并不情愿，怔怔地看我。傍晚他又背回一捆鲜草，晒干的草便垛在墙根儿。一捆鲜草一晒剩下很轻的一掐，水分都蒸发到空气中，叔叔大把抛洒的血汗亦如此。但日积月累，到冬天，这里堆起一个用黄泥封顶的草垛，叔叔的存在才有了意义。

　　后来，我到外面读大学，留城工作，很少回来，偶尔从老家路过，下车后，我一眼就望见叔叔门前的干草垛，看见它孤苦零丁，在寒风中瑟缩着。我不由自主地止步，注视着这一年比一年矮小的干草垛，就像见到我越来越年老、干瘦、萎缩的叔叔。

　　来去匆匆，在家待不了一支烟的工夫，也顾不上去看望叔叔——这理由堂而皇之，其实是，我——他的侄儿，竟也把他看做一个精神病病人，对他，对这个残缺的生命没有应有的敬重。不是吗？我在外面从来没说过我有叔叔，我曾因为有这样一个叔叔感到耻辱。如果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会怎么样？我想保不准我会到处炫耀；退一步讲，若他是一个普普通通但却健全的人，我的时间恐怕也不能这么“宝贵”。

　　我没有走过那个干草垛，走到叔叔面前，这成为一段疼痛、愧疚的距离，是什么在一点一点将它抻开、抻长？

　　“你叔叔后来瘦弱得一阵风就能刮倒，他背着草从塘坝上走，摔下来，抬回家，正砍玉米，没人管他，瘫在床上一个多月，就……”坐在我对面，一直不说话的父亲开了口，原来他一晚上也在想叔叔，“唉，你叔叔这一辈子……”他重重地叹口气。

　　次日，我到叔叔家去，我再见不到叔叔，他门前今年的干草垛还在，但小得像一个坟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