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漫缘何“繁而不荣”

    由于近年来国家的大力扶持,中国动漫行业呈现出一种相当繁荣的势头。2011年上半年发布的《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1)》称,从2004年的29部、21819分钟到2010年的385部、220529分钟,中国动画年产量已达22万分钟,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量大国。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动漫节接二连三地举办,仅2010年全国动漫节展就超过100场,而各种动漫大赛、展览和项目推荐会更让人应接不暇。相关政策的倾斜与海量资金的支持,使得各电视台争相开设动漫频道,为国产动画提供播放平台,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与此同时,这种繁华盛况必然刺激到从业人员,一方面动漫公司数量激增——无论从事加工者还是立志原创者,以及一些规模不大的个人工作室,都迅速涌现,目前至少有两万多家;另一方面各类院校纷纷增设动漫专业,各类动漫图书及教材充斥图书市场,据统计,目前有40万名相关专业在校生,动漫从业及候补从业人员急剧增多。

  但中国动漫真的已经十分繁荣了吗?

  现象:虚火过旺,有量无质

  当我们冷静下来,尤其在听取业内人士的分析之后,也许可以看出中国动漫繁荣背后的诸多问题。对此大多数业内人士的评价相当严厉——“有量无质,繁而不荣”。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盘剑有两位研究动漫的博士生:邵杨研究动画文化,方明星研究动画哲学。对于中国动漫的“繁荣”,他们有着各自的看法。

  邵杨指出,当前动漫产业的问题是“虚火过旺,产能过剩”。动漫产业盲目追求规模上的急速扩张,以产业基地的挂牌数目、开设动漫专业的高校数目和毕业人数以及作品年产量和分钟数这些简单量化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但这种“大跃进”式的数字叠加缺乏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号召力,在实际效果和文化贡献上注定难有延续性。其具体表现为:有量无质——多数作品相对粗糙,创意不足,整体风格停留在对国外作品的简单模仿上,缺乏精品力作;惟技术论——迷信电脑特效和数字技术,坠入“技术噱头等于高收入”的工具理性论中,言必称“3D”,动辄喊“高清”,旗号都是“魔幻科技巨片”,结果都成为急功近利的粗制滥造;病态市场——产量多但产值低,同质化竞争导致内耗严重;此外还有动漫产业链不完整、动漫人才供求不对称等诸多因素。

  而方明星则认为,动漫产业产量虽多,但结构并不合理——动画电视剧一家独大,占动漫生产总量95%以上,动画电影极少,2010年仅12部,真正进入影院者更少,盈利者则凤毛麟角;有影响的作品极少——当前市场上除“喜羊羊”等系列获得较好反应,大部分动漫产品都陷入投资不少但影响平平的窘境;诸多动漫节展过多过滥,缺乏组织和协调——大多数动漫节都打出“国际”、“世界”之名,但真正办出自身特色和影响的仅“杭州国际动漫节”等寥寥几个,绝大部分是当地政府为树立地方形象“赔钱赚吆喝”,并非真正为企业服务。

  冯午升是北京网拓联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动漫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在他看来,所谓“不荣”表现在以下方面:动漫公司虽多,但盈少亏多。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人力成本逐渐提高,那些以加工国外动画片为主的公司已感到巨大压力,一些动漫企业纷纷改行甚至倒闭。而版权保护的缺失,则令原创公司更是举步维艰,许多公司不得不去做课件、游戏或其他项目。

  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给动漫行业造成极大恶果。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魁拔》制片人武寒青说得比较直接:一边是电视动画分钟数的无节制膨胀,另一边是形成产业良性循环、达到国际影响力的动漫品牌产品极为稀少。而面对所谓“第一产量大国”,杭州师范大学国际动漫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夏烈强烈质疑道:质量或者说口碑、品牌、受众满意度所构成的动漫精品有多少?屈指可数!而这背后,烧掉了多少资本,烧掉了多少无法面世的片子?“这种盲目和浪费整体折射出数量追求下的先天缺陷”。夏烈还指出,动漫产业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举国产业”——无论是有条件的沿海经济发达、人才资源略有优势的城市,还是中西部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有些地方甚至连基本的动漫认知和动漫消费都尚未培养起来),都纷纷建起动漫产业园区、基地和学院。“热闹是很热闹,却掩饰不住内部的荒凉”。

  还有一个几乎所有被采访对象都会提到的问题,那就是动漫人才的培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两种貌似截然相反的说法:一方面是动漫人才的极度缺失,一方面是动漫人才的严重过剩。看起来这两种说法矛盾对立,事实上它们恰恰反映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谓人才缺失,是指动漫制作人员工作辛苦,薪酬低廉,很多人甚至连最起码的社会保障都没有,因而动漫人才流失率相当之高;所谓人才过剩,是指每年毕业的大量动漫专业学生被动漫企业拒之门外,根本找不到工作。

  关于这一点,方明星分析得十分精辟:“目前动漫教育一哄而起,但市场上却缺乏有用的人才。”中国开办动漫教育的高校,2000年左右只有两所,而在“动漫热”兴起后的2006年已达305所,到2008年高达1250所,近两年里这一数字还在增长。但动漫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奇低,就业质量也极低。尽管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大,但普遍无法被动漫企业接受,很多人不得不“二次回炉”。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动漫专业的教材独立性过强,与动漫生产流程衔接不大,一些学校的师资能力偏低,往往按照传统专业方式授课,课程又偏重于软件的熟练使用,而非动画内涵的熏陶和引导。“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的重要性,忽略动漫文化的底蕴沉淀。”冯午升这般评价。

  总之,有量无质与人才怪圈,导致中国动漫产业正在朝向畸形发展。尽管政府的支持维系了大量动漫企业存在,但多数企业靠动漫根本无法赚钱,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升级,而不少动漫企业群的“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很多公司越做越亏,只能依附于政策庇佑和资金套取。更有动漫人士将这些现象总结为“五多四少”:五多——投入多,产品多,节展多,公司多,院系多;四少——佳作少,观众少,收益少,骨干人才少。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有一群儿童影视专业研究生,导师萧萍向她的学生发出一份问卷,其结果也可供参考——林潍克认为:在国内动漫领域模仿与速成心态成风,一味追求产量最大化,导致有些公司在申请资金后涉嫌抄袭,引起社会争议。而究其深层原因,这也许是一些特殊心理在作怪,比如洪桂云认为:中国动漫产业的表面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迫切需要的一种呼声,包括观众的期待心理和国家在文化战略上的需要。

  原因:原创不足,政策有失

  有量无质与人才怪圈等现象的出现,自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这一点,专业人士也各有看法。

  在武寒青看来,这些现象的出现十分正常,因为“时间积累还不够”——

  武寒青认为,中国动漫产业的全面启动是在2005年一系列扶持政策出台之后,至今不过6年,而考察万氏兄弟、迪斯尼、宫崎峻、皮克斯等动漫品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入门到推出精品都经历了20年左右的积累,这也许是动漫行业的“时间门槛”。而动漫产业比较成熟的美国和日本,则走过了40至70年的路程。所以,“即使再怎么投入,中国动漫产业也还需要10年以上的积累时间才能初见规模”。

  而有些人则认为,原创剧本的缺失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作家简平认为,中国动漫产业之所以不够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创性太差,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则是排斥儿童文学作家的参与。简平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郁闷的现象”。他尖锐地指出:“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就是刚刚评出的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既没有一部获奖作品、也没有一位获奖作家列入国产电视动画片、动画电影的生产计划和创作者名单中。以前那些在世界动画影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作品,都是由像包蕾、鲁兵、贺宜、金近、钟子芒、洪汛涛等一流顶尖童话作家创作的。而现在的投资方和制作方却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对动画片市场不了解,不知道怎样吸引观众。”排斥儿童文学作家的参与,“导致国产动画电影或电视动画片,一味走搞怪、搞笑的路子,文学性非常差”。

  而夏烈的语气则更为激烈。他认为正是强烈的功利主义和浮躁病,使得不少动漫从业者缺乏艺术家的灵魂与岗位责任,“也就是说大家更爱钱,更爱折腾,而未必那么爱动画和漫画本身”。

  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互相起着作用,最终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值得思考的是,几乎所有动漫人士都谈到了政策扶植的“负面”效应。

  夏烈指出,政府对动漫行业的提倡、鼓励和推广,用心良苦,费钱费力,但总体上缺乏因地制宜的战略布局,未能明确动漫行业与地域经济、文化认知、人才结构、消费能力的关系,尤其是将土地、财力配置、奖励与动漫数量、播出媒体等简单机械地挂钩,“使有些人钻了空子,使有些人争相效仿,以至于管错了地方,定错了标准”。

  方明星的分析比较细致和理性,他认为“动漫热”的兴起并非来自产业自身积累,而是源于政策推动。各地方政府从奖励生产、奖励播出直到立项奖励,并从税收、土地、融资等方面提供支持,使得中国动漫产业一下繁荣起来。但政府的着眼点主要是政治和文化,并未完全从经济规律考虑,动漫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被忽视。在奖励和优惠政策刺激下,以“量”为特色的动画电视剧连年高速发展,以“质”为特色的动画电影却发展缓慢;而动画电影才代表着动漫产业最高的技术水平、文化水平、艺术水平和投资水平。

  借鉴:他山之石,可否攻玉?

  谈到动漫产业,大家总是把目光投向国外,尤其是相对成熟的美国和日本。那么美日的成功,能否为我们所借鉴?

  夏烈认为,美国和日本动漫都是非常成熟的发展模式。美国动漫技术性更强,3D艺术效果、真人动作捕捉和CG艺术合成都远远领先于中国,梦工厂、迪斯尼都是世界动漫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在动漫叙事上,越来越讲究编剧的功能,强调故事情节,其动画电影更是堪称国际一流。而日本是世界上对动漫文化提炼和普及做得最好的国家,国民与动漫的关系牢不可破。日本更注重风格的多样化和题材的创造力。“中国动漫要发展,从动漫文化、动漫从业者素养、动漫产业链完善等方面,都可以充分借鉴”。

  冯午升强调动画电影是美国的强项,动画电影在精雕细刻中体现动漫的灵性与精神。而动画系列片是日本的强项,低成本高效益。相比之下,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发展。

  目前就职于国内某大型游戏公司的KEKSE曾在东京的日本电子专门学校学习动画、游戏及绘画技术,毕业后曾在日本某游戏公司工作。KEKSE感觉,日本动漫也有其问题。现在日本做动漫的人大多循规蹈矩,所有东西都积累下一堆套路,但遇到套路以外的情况便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仔细剖析,会发现当前日本动画片除了分辨率更高、线条更整齐之外,反倒不如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看来想要做好动漫也不能固步自封。而且KEKSE认为,目前中国的学习环境比日本要好,只是很多人没有珍惜。

  张某曾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并有幸在美国著名的动画公司皮克斯实习。他认为在美国高校里机遇很多,而美国不少公司也很有社会责任感,比如皮克斯和梦工厂,每年暑假都会招学生来实习,让对此感兴趣的人参与到每一环节当中。拿皮克斯来说,从最初故事创作到后期制作,以及软件研发部门,都会招收实习生。

  而武寒青还是强调时间问题。她认为美日模式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情、经过40至70年积累自然出现的产业模式,生搬照抄到中国都很难接上地气,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开创属于中国的商业模式。

  黄亮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创作专业研究生,曾担任动画短片《夜》的导演。接近“90后”的黄亮年纪不大,但对动漫的思考却极为深刻独到。在他看来,我们不应该总是考察美日与中国动漫产业的异同,而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对创作的真诚。黄亮认为,真正支撑美日动漫产业发展的,是那种对细节一丝不苟的追求精神,只有把东西做好了才会真正吸引人,“所以日本动画我们看了也会感动,美国动画的笑料也会让我们大笑”。而谈到动漫人才问题,黄亮认为,从相关院校毕业的动漫创作者无法真正进入动漫行业的创作层面,能力较强的毕业生往往又不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这些人被分流成社会上“接散活”的自由职业者,而动漫公司也愿意将项目交给他们,这使得很多动漫项目都带有临时性的特点,这对整个动漫产业非常不利。“如果让这样零散的工作现状磨蚀了一代创作者的激情,那么我们肯定会面临进一步的有花无果。”

  建议:调整政策,鼓励精品

  政策的实施虽有偏颇,但最终的解决办法似乎还是要来自政策的改进。

  方明星建议调整奖励政策——

  各类政策应实现从奖励数量到奖励质量、从奖励生产到奖励播出的转变,然后逐步退出具体奖励政策,将精力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市场环境,严厉打击盗版,让资源合理分配;二是积极推进产业链建设,构建动漫产业上下游合理的产业链,实现动漫产业盈利多样化,从而化解动漫产业的风险。另外还应将干涉动漫微观层面的直接奖励措施变为建立文化产业基金的长效机制。此外还应协调动漫产业的结构,逐步降低动画电视剧的比例而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动画电影上,动画电影应成为动漫产业发展的核心部分。

  而夏烈的意见则显得意味深长——

  首先,应该从头做起。“我说的头,是动漫文化”。认真梳理动漫文化的内涵、历史和特点,说明它与人类的关系。在各个层次阐释和普及动漫文化的魅力,既有深入的动漫文化和动漫理论研究,提升其艺术谱系价值,更要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刷新人们的动漫认知——“让年长的隔膜者不鄙视轻视,让年轻的喜爱者奠定热爱尊敬之心”。其次,“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主要是做好战略引导”。所谓战略引导,就是提出动漫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表彰对动漫艺术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组织者,规范市场,让企业自我调控与竞争。此外夏烈的建议还有: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应更有作为;期望文学编剧人才早日涉猎动漫;盼望资本与动漫产业有更好的融合及投入。

  武寒青对中国动漫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她认为“中国的动漫产业才刚刚起步,风险与机遇并存。对有意推动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各界精英,我的建议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找对的人,做对的事,坚持下去必有收获!”

  在冯午升看来,“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足以解决以上问题,国家提倡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提倡文化贸易,科技创新的同时文化和教育也要创新。所以,搞动漫的要善于站在市场的角度谋划和运营,要善于和各行业做嫁接,服务于各行业;要善于和高科技结合,在不同平台上探索不同的动漫盈利模式。而搞动漫教育的,要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真正搞校企合作的项目考核方法,要培养学生的做人道德和职业道德,要引导学生更注重动漫的内涵。”

  道理也许已经讲清,但真正实施起来恐怕并不那么容易。好在今年国内动画电影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但是票房的不景气也让投资商和创作者在阵痛中陷入思考,试图寻找出路。中国动漫人的披荆斩棘之路,也许漫长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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