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十年来美学研究与相邻学科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觉得传统的单一型的美学研究难以适应现代人们的需要，也无法反观中西美学发展的历史。目前，一方面是现代生活的瞬息万变，丰富多彩，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学科的交叉趋向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探讨也融入了许多文化因素与相邻学科的因子，画地为牢的传统研究方法，造成研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几年，关于审美文化学的研究悄然兴起，出现了对于现代与古代审美文化史的成果，推进了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发展，同时，对于审美文化学本身的探讨也在深入，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中，审美文化学的导论方面的研究适逢其时。该书主编姚文放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审美文化学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成果，为人们所重视，在这一基础之上，作者依据多年来研究的成果，经过数年的心血与努力，编写出这样一本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标志着审美文化学研究的新成就。

    学科的发展既是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产物，同时一旦形成，又对以往的研究产生了反作用。审美文化学的诞生与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美学研究可以增加许多创新的因素，提供新的视野与角度。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美学与文艺发展的历史，但是引进西方的美学对于古老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整理，却是一个世纪左右的事情。当人们将中国几千年的文艺史与哲学史资料归入西学的视野中，往往可以得到许多新奇别致的收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久而久之，难免发现方枘圆凿，互相矛盾。于是，这几年随着国学复兴，许多学者又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来看待中国固有的学术。而《审美文化学导论》正是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融合东西与古今，对于学科发展作出了创新。

    本书的第一编《审美文化学含义研究》的第二章与第三章，引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说明中国古代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关系。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近代从西学传入我国的美学，本来是在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敦的《美学》基础上建构而成的。鲍氏的美学是建立在西方学术知情意三分法的基础之上的。沿袭下来便是康德的美学体系，它主张认识与伦理、审美活动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融合，对于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的路子。中国传统学术是将文艺与审美活动置于文化的大范畴中去体认与实践，“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育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体系的基础。我在《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等专著中，曾经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的美学是建立在人文化育基础之上的融学术与创造为一体的学术体系，而不仅仅是静观与思辨的对象，这一点与西方的美学范畴很不相同。例如，《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作者刘勰开宗明义即提出文学的存在依据，并不在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性”之中，而是在于人文性之中，而这种人文性来源于广袤的天地万物的化育之中，是在天文、地文与人文的配合中，形成了文学精神。这种将审美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与思路，不正说明了审美文化学契合中国美学与文艺的特质吗？《文心雕龙》还有一篇《情采》也提出：“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认为，作为审美表现的文章，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从属于整个自然与人类的文化形态之中，这是神理之数即自然之道的表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中国传统的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审美文化学的建构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的，而不是人为地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如果没有丰厚的学术根基，任何学术创新只能是空中楼阁。近年来，这种昙花一现的学科“创新”不乏其有。它也反证真正的学科创新与学术研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立场。

    本书的四编有着内在理路，第一编为“审美文化含义研究”，从审美文化学的概念辨析开始，接着是第二编“审美文化范畴研究”，然后是第三编“审美文化关系研究”，再到第四编“审美文化问题研究”。在这个体系之中，既有概念的辨析，又有个案的剖析，贯穿着内在的逻辑性。特别是第三编审美文化关系研究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从道德、宗教、政治、经济、科技诸方面的关系去谈它们与审美文化的关系，不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比如对于宗教与审美关系的探讨，书中卓有见识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作者从人类古老的历史文化活动中与宗教的天然关系中，引证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资料说明宗教之于人类的作用，分析了宗教的起源以及对于人类的影响作用，肯定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对于文艺的窒息作用，特别是强调它在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与科技社会中，对于人类的审美文化，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书中揭示了当代大众文艺中的偶像崇拜、都市神话、广告传教等现象，使人们读后颇受启发。毫无疑问，从审美文化中的宗教意识与宗教文化的解读去研究当代审美文化，比起一般的政治经济与道德教育的分析，更为切中肯綮。宗教问题在当代审美文化学中的引入，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超越传统的思路，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与分析某些复杂的现象。例如，在当前疯狂的苹果手机引发的对于高科技下的视觉文化以及娱乐日常化潮流，以及对于传统阅读的冲击甚至破坏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许多非理性的拜物教的复活，有许多深层的审美文化学的奥秘可以探讨。

    本书另一个值得嘉许的地方，便是持论的公允。对于当前光怪陆离的大众审美文化，特别是娱乐文化，人们往往习惯于从道德文化的层面去批评，但是如何客观而公正地去分析深层的因素，则较为缺失。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对于娱乐文化的研判，当然不能简单地作道德的判断，而应当将道德与审美文化的各个方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去进行研究。中国文化本是世俗文化，对于世俗的快乐与享受，从来就视为人性的自然功能，所谓“食色，性也”，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荀子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反映了这种文化心理。因此，本书在论审美文化中的娱乐文化时，肯定娱乐文化是一个中性词，娱乐是人的自然本性，明确地对于当前研究娱乐文化的偏颇进行纠正，采用客观而冷静的立场从事研究。书中对于娱乐至死是明确地不赞成的，但也并不是简单化地进行否定，而是从后现代主义作为泛娱乐化的哲学基础谈起，剖析了其形成的客观现实基础与哲学基础，然后再作判断与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建立在学理之上的，而不是道德主义的审判。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学术研究，对于大众娱乐文化的消极意义的批评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在中国人民面临艰难时世，弱者无法掌握话语权的时候，泛娱乐化的消极作用显而易见，书中虽然也谈到了它的消极因素，但是深入的批评与指正还远远不够。有些提法，比如对于严肃与娱乐、高雅与通俗的一视同仁，无分轩轾，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些，都值得商榷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