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博晨光与胡适、顾颉刚、冯友兰等中国学者的交往十分密切，例如，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与博晨光相识，当时博晨光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丁龙讲座教授（DeanLungProfessor of Chi nese,1922-1924年），冯友兰回国以后接受博晨光的邀请，到燕京大学任教两年多。他们有一些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资料的计划，但是后来只完成了《庄子·天下篇》的翻译。博晨光的哲学著述较少，但是他参与很多哲学活动和中国哲学教学。遗憾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哲学界忽视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笔者在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档案馆查阅到他与哈佛教授之间的部分通信，透过这些书信，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他的中国哲学情结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贡献。

　　博晨光认为，在中国的大学哲学系里，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成为主要任务。他在1936年7月20日致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的信里提到，他寄给霍金1935年燕京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目录，此目录和美国大学的哲学系的课程目录较为类似，他说燕京大学正在重组课程，希望霍金提供关于哲学课程设计的修改建议。“重组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哲学成为该哲学系的主要工作。我们想把西方思想和在中国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本土思想嫁接起来。为达到此目的，我希望我们能把西方思想史上的材料和在早期中国人那里显现出来的不同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他在此信里问霍金：“你认为在西方哲学中，哪些哲学家或哲学观点对中国学生来说是有价值的？”博晨光想介绍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理论到中国，选择一些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他们是中国学生最需要了解的。博晨光在1936年6月17日致霍金的信里，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多大程度上的西方思想史对于具有现代头脑的中国学生来说是必需的？”在博晨光眼里，中国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应成为哲学系的重心，西方哲学是在参考的意义上被介绍给中国学生的。

　　在致霍金的信里，博晨光批评说，没有西方人会很谦虚地称他们的哲学为“西方哲学”，因为他们假设在西方之外，没有哲学史。他显然不同意“没有中国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有其特殊内涵，不能因为西方哲学家的偏见而遮蔽中国哲学的成就。他多次回到美国大学的课堂，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哲学。他曾两次受邀到哈佛大学开课。他于1928-1929年访问哈佛时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思想概论（Surveyof Chi neseThought）、孟子人性论和政治哲学（Mencius on Human Nature and Pol i ti cal Phi l osophy）。1931-1932年，他又受邀到哈佛讲课，开设的课程有三门：中国思想概论、孟子人性论和政治理论、1600年以来远东思想史（中国和日本）。他还是陈荣捷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三位评阅人之一。

　　当博晨光在中国的时候，向美国哲学教授去信讨教哪些西方哲学流派是中国学生必需了解的，当他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学生和民众宣讲中国哲学。当然，他不满足于哲学的教学，而期望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创造新中国哲学。他在致霍金的信里说：“我们感觉到，在燕京，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哲学，把逻辑的推理、科学的方法和对道德、精神价值的欣赏融为一体，那么我们对中国做出了有效的贡献。”尽管博晨光最终没有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但是他对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偏重哲学理论的哲学史中，博晨光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在偏重哲学实践的哲学史中，博晨光的哲学探索是值得一书的。把博晨光的贡献写进中国哲学史也许可以打破人们的一个偏见：在通常的中国哲学史中，只看见中国哲学家的名字，外国汉学家、哲学家或传教士的贡献似乎不值一提。博晨光的例子将大大改变人们对中国哲学史面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