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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胡适在其《四十自述》的《自序》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但在当时，这仅是他的古道热肠而已，“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胡适的这班终不肯下笔的老辈朋友，是指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梁士诒等人，都是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竟没有一点自传类的文字留存后世，实在是莫大的遗憾。据说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等人也曾受到胡适的“坚请”，于是也就有了《蔡元培自述》及陈独秀的《实庵自传》，但仍是少得可怜，因而也就弥足珍贵。可如今就大大地不同于以往了，顾盼自雄的传主不请自来，自传类书籍铺天盖地，这其中比较吸引眼球的有《岁月随想》《日子》《不过如此》《借我一生》等等，在由《青年时报》制作的“2010时报年度最受争议图书榜”中，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和唐骏与胡腾合著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都位列前列。而且，这些自传绝对是“赤裸裸地叙述”，适之先生对此不知是大喜过望，还是大摇其头。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传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断审视，甚至如卢梭写作《忏悔录》那样，需要的是真诚的忏悔与朴素的表达。而真实是自传的底线，平视乃至俯视则是写作自传时理应采取的角度。有些人一提笔作自传，总难免自命不凡，逞异夸能，也如卢梭所说的，“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近读《范曾自述》。在第12页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艺术作为：“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第13页，“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历来君子不自大其事，如此自许，要想不引人注目，也实在是难。《黄永玉自述》中，有人问道：“黄老师在五七年‘反右’当中，和五八年到五九年的‘大跃进’当中有没有画过什么作品？是主动画，还是被动地画？”他坦然作答：“我画过，不但画，还很卖力地画。画过《万亩稻子上的跳舞》，这张画将来有机会要展出来。我是完全主动画的，我非常相信如果是这样子真是太好了。但是我惟一不相信，一位教授夫人告诉我一亩地有25万斤的白薯。我说不可能，25万斤的白薯该有多么厚的泥，把一亩地铲出来有多么厚才到25万斤，哪里还能生出白薯来呢？讲完之后我又后悔，怕她揭发我。”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历程，如实道来，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文过饰非，如此，一个大写的人就在字里行间站立起来了。
但当今自传类书籍中漫然夸口的现象又显然是日甚一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曾有言：“我从来不太相信那些成功人士的自传，那些介绍名人成功的书籍也只不过是他们的炫耀罢了。如果不能保证真实，那么宁愿少出，甚至不出。”不出是不可能的，眼下出版业空前宽松，更何况有钱能使鬼推磨，随着成功人士的层出不穷，此类书籍想必更将滚滚而出。问题是一般人出本自述类的书聊以自慰也就罢了，有些所谓的公众人物，理应有着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却也耐不住寂寞，利欲熏心，急于坐大，不仅失却了该有的担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害群之马。李敖的新书《虚拟的十七岁》被读者大为诟病，偏偏他在书中再次自夸：“我是中国自古到今最独来独往的、也最能独来独往的伟大的知识分子，不入党、不阿从、不曲学、不逃世、不寒酸、不孤愤。我是伟大的自大狂。”宋代陆九渊在《与包显道书》中指出：“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体皆是道义。”这堪为作自传者平心静气之要义。
当然，再回到本文的开头，胡适的这班老辈朋友终不肯下笔，原因自然很多，但要知道，这些人都极为通达，“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不妨可作如是想。事实上，梁启超诸人，我们至今不是都还念叨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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