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讨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广泛和积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支持我们和参与这场讨论的诸多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他们之中，既有像陈仲义和陈超这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很活跃的前辈批评家，也有像张清华、李少君、罗振亚、周瓒和蒋登科等诗歌批评界的中坚力量，还有柳冬妩、傅元峰、刘春、霍俊明、江非和杨庆祥等年轻一代的批评家，韩作荣、梁平、子川、潘洗尘、阎志和张尔则分别以知名诗人和《人民文学》原主编、《星星》诗刊主编、《扬子江诗刊》执行主编、《星星》诗歌理论批评双月刊执行主编、《中国诗歌》主编和《诗林》双月号主编的双重身份参与和支持我们的讨论，应该说是这些年来诗歌讨论中的罕见阵容。新世纪以来，他们都很积极地活跃于中国的诗歌现场，不仅都是新世纪诗歌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还很经常地发表关于新世纪诗歌的观察与思考，各自都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和文学影响，这也是他们的讨论在每一个问题上均有所洞察的主要原因，使我们的讨论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现实指向和强烈的现场感。

　　较为全面地关注了我们讨论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诸多方面，比如对作为一个诗歌时代的新世纪诗歌的整体把握与基本评价、新世纪诗歌的代际格局、精神走向、诗歌生态与建设性力量、新世纪诗歌中的“草根写作”、“女性诗歌”、“打工诗歌”、“地震诗歌”和“70后”“80后”的诗歌写作，以及诗歌批评和诗歌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包括像社会力量对诗歌繁荣所作的贡献等等，这些人们虽有所闻但却又知之不详的重要现象，我们都进行了专题性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新世纪中国的诗歌现场被我们作了立体和深入的全面揭示，一幅色彩斑斓的诗歌地图也得以呈现，循乎于此，人们基本上能够较有深度地把握住新世纪中国的诗歌格局。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也应该发现，参与讨论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们所秉持的批评精神和批评立场，都具有着严肃郑重和正大光明的严正性的特点。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期待和倡导着一种严正的批评伦理。文学批评既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到处示好和随意“捧杀”，也不应该随时随地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貌似良知般地“酷评”与“棒杀”，批评的严正性是我们这场讨论最为重要的基本特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的精神追求。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虽然每一位作者都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的风格和文章的写法也多种多样，但无论是肯定性的评价，还是否定性的意见，都能建立在以理服人的严正性的基础上，这对保证我们这场讨论的学术品格无疑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以严正的批评精神深入现场，必然会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中的真正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围绕着很多对于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真正具有重要价值的基本问题，我们展开了自由、热烈和不时也会有交锋的讨论。比如在对新世纪以来我们这个诗歌时代的基本评价上，张清华在《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一文中，一方面指出概括和把握新世纪诗歌“总体性状况”的诸多困难，另一方面，却又借用福柯的说法，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呈现出“多种声音奇怪混合”的总体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体现于众多个性独特的诗歌写作，还很突出地体现于由于社会转型、代际变迁和网络的出现及地缘性因素所导致的诗歌美学的新变，在这样的基础上，张清华对我们目前的诗歌时代，基本上持有一种审慎的乐观，认为“汉语诗歌正在临界一个‘准黄金时代’”；与张清华相比，陈超的评价却更为苛严。在《“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中，陈超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泛诗歌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作为文体的诗歌，其影响力在减弱，但作为一种审美气质，诗歌其实已经幽灵般渗透在生活中，过去内凝的诗意被分解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这种弥漫化“一方面说明人们还是需要诗意的，但是也给今天的诗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考验，就是诗歌被‘幽灵化’分解的情况下，怎样继续提供更深刻锐利的诗与思”。非常明显，对于新世纪诗歌的总体性认知，不仅涉及到对既往十年的基本评价，会为我们每一个诗人所关心，更是关乎着诗歌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和它的未来。陈超是在相对来说更加“精英”和更高的层面上来要求与考察我们的诗歌，在这样的意义上，“继续寻求写作的活力，介入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有效性，对母语可能性的挖掘，就应该成为诗人追寻的基本意向”；而与张清华和陈超的思路明显不同的是，蒋登科在社会学和诗歌史的视野中，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不仅不是有人所认为的新诗史上的“高峰时期”，还“甚至可以说是诗歌的无名时代”，这种主要体现为“作者的无名”和“作品的无名”的诗歌时代，意味着“诗歌在一个特殊时代的暂时退场和沉寂”，它虽然“不一定代表优秀诗人、诗歌的缺乏，但它暗示的是作品与读者、与社会之间的缺乏共鸣”(蒋登科：《诗歌的无名时代：问题与机遇》)；不过，情况虽如此，诗人韩作荣却在对诗歌现状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非常坚定地认为：“目前，是中国新诗所经历的最好时期之一”(韩作荣：《诗毕竟是诗》)，这与李少君对新世纪诗歌建设性力量的积极寻找(李少君：《新世纪诗歌的三支建设性力量》)和罗振亚对新世纪诗歌及物意识的充分肯定(罗振亚：《新世纪诗歌的精神担当与诗艺建构》)一样，都是想通过对新世纪诗歌中某些既往经验的肯定与总结，为未来的诗歌实践确认和寻找某种值得坚持的方向。毫无疑问，对于新世纪诗歌的进一步展开，这样的讨论极有价值。

　　在新世纪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亟待讨论。其中一个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便是所谓的网络诗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讨论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像李少君和张清华，基本上都是网络诗歌的肯定者。对于李少君来说，网络诗歌是他所概括的新世纪诗歌三支建设性力量中首当其冲的一支。因为在他看来：“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动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网络释放了自由创造的力量”；而张清华却进一步指出“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所带来的，不止是文本数量的剧增和泡沫化、语言形式上的无限开放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美学上的变化——‘网络美学’成为了一种新的美学趋势与形态”。而“狂欢与娱乐化”和“写作的平权”，便是他所认为的“网络时代的诗歌美学”；在子川看来，网络虽然带来了诗歌的创作主体、阅读与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会导致大量的诗歌垃圾和信息泡沫淹没真正的诗歌写作的遮蔽现象，特别是对更需要安静与沉潜的诗歌这一文体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子川：《新世纪诗歌的遮蔽与去蔽》)韩作荣则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怀疑‘网络诗歌’这个概念的有效性”，认为“所谓网络文学与传统作家‘在生存样态、生产方式以及审美的偏好等方面的重大美学转向或对立’，更让我迷惑不解……所谓不同的美学偏好，即使有重大的美学转向或对立，也与网络的关系不大，只是文学观念的不同。而文学观念的背后支撑，不是电脑、网络，只能是哲学”。其他诸如在李少君所提出的“草根性写作”和“新红颜写作”等问题上，陈仲义、周瓒和江非都曾表示过不同的意见。陈仲义在《新的契机和“转身” ——有关新世纪草根诗写》中明确指出李少君关于“草根性”的命名“过于强调普泛性而游离特指性，显得宽泛、不够严密”，认为“所谓诗歌的草根性，在我看来，是包括了直取自然‘在地’，根系传统，注重生命冲动、注重底层经验和原生话语的诸多本土内涵。这些，其实也都根植于古老的乡土性”；至于对“新红颜写作”，江非和周瓒则分别从命名的有效性(江非：《诗歌批评的问题在哪里》)及这样的命名中所隐含着的“女性写作被再次孤立为凝视的客体，成为无关乎更新写作活力的文化消费话语”(周瓒：《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态势》)的倾向提出了质疑。

　　作为一场论题颇多的系列性讨论，很多论者在诸多问题上形成交锋，非常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讨论有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构思与安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对新世纪诗歌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其中所隐含着的重要问题有所揭示，所以很多文章的主要任务，便是要对我们前面所说的诸如新世纪诗歌的代际格局、精神走向和诗歌生态以及其中的“草根写作”、“女性诗歌”、“打工诗歌”、“地震诗歌”和“70后”“80后”的诗歌写作等现象与问题分别论述。在此方面，我们的讨论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重要，很多见解都非常精辟，不仅令人感到耳目一新，我想对于每一位相关的诗人和有关的研究者，都一定会深具启发。一种以严肃郑重的精神姿态深入现场的文学批评，一定会在发现很多真正具有多方面价值问题的同时，提出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设性意见。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时间安排等方面的主客观原因，新世纪诗歌中另外一些现象与问题，比如像牛汉、郑敏、李瑛、邵燕祥、白桦、郑玲等很多老一辈诗人及王家新、西川、于坚、欧阳江河、周伦佑、柏桦、陈东东和藏棣等中年一辈诗人和新世纪以来重新“归来”并被认为是“新归来者”们的诗歌写作，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讨论，好在以我们的讨论作为起点和契机，希望引起文学界和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对新世纪诗歌的进一步关注也是我们的初衷之一。在此方面，我们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