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受到经济大潮的“侵袭”，不仅体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有了“英雄气短”的倾向，而且体现在“植入广告”开始悄然渗入文学作品之中。这种新的现象具有含蓄、隐晦的特点，如果不加以点明，读者未必能发现。
英雄主义精神是文学主题中的重金属。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缺乏英雄主义精神的浇灌，就会变得轻飘。如何塑造英雄形象，是一个考验作家艺术见识的课题。
“经济英雄”横空出世
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最为受宠的英雄形象是什么？是那些在经济大潮中能够呼风唤雨的企业家、改革者。这些被英雄化的企业家、改革者不仅开创了商战小说、职场小说、经贸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而且也成为了家族小说、现实题材小说的主角。
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今社会，人们最关注的是经济上的沉浮。“经济英雄”横空出世，是对这个潮流的呼应。
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换着身份和面孔，这似乎是铁定的规律。回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真像是川剧里的变脸一般。
毛泽东曾经概括过去的舞台上是帝王将相唱主角，也就是说，旧文艺是把帝王将相作为英雄人物的。古人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革命文艺首先要让工农兵成为英雄人物。可以说，英雄形象的更迭标志着新旧时代的更迭。从英雄人物的塑造更能看出政治时尚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即使是以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为新的方向，但也有时尚的变化，从最初的战斗英雄转向劳动英雄，意味着国家政治逐渐由战争思维转向了和平与建设的思维。但在“文革”年代，英雄形象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应有的文学魅力。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段反思英雄形象塑造的思想变迁，其中，尽管也包括了否定英雄、贬低英雄精神的主张，出现了非英雄化的写作，但重塑英雄形象仍然是基本趋势。
在重塑的英雄系列中，“改革英雄”和“反腐英雄”大概是最能表达社会普遍意愿的两类英雄形象。现在，拥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成为了引领社会潮流的人物，有的作家干脆认为，这是一个“经济英雄的时代”。
但是，当小说中铺天盖地的“经济英雄”涌过来时，不禁令人感叹，这个社会的价值取舍竟然变换得如此彻底。我们曾是那么地崇尚劳动，曾是那么地崇尚知识，曾是那么地提倡无私奉献，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唯有经济，以及由经济演绎出来的资本、金钱、财富，成为社会价值评价的砝码。这样的社会思潮所带来的恶果越发凸显出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造假问题、受贿收贿问题，归根到底，都与唯经济至上的价值观有关。
当代文学显得“英雄气短”
面对这样的社会思潮，作家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质疑，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不可一味地跟着社会思潮走。
伟大的文学应该是作家自由精神的表达。自由精神超越了现实和世俗的约束，冲破了思想的牢笼。但当下的小说创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代作家的精神境界跟随在现实和世俗的身后，显得“英雄气短”。
作家们的“英雄气短”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塑造的英雄只是一些具有时尚特点的“经济英雄”，其次是他们以这种英雄观去总结历史和现实，无论是写家族小说，还是写历史小说，都简单地从经济的盛衰去总结人物的命运。
就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层面而言，“经济英雄”在当今成为主角是可以理解的。但伟大的文学不应该满足于成为一面镜子，只是被动地将现实景象呈现出来。特别是关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它本身就包含着人类理想的成分。英雄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精神品格，也许正是现实中所稀缺的东西。作家应该努力去发现这种现实中最稀缺的东西，用文学去弥补现实中的精神稀缺。
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崇拜还不完全一样，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更具理想化色彩。
捷克作家伏契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这句话出自他的《论英雄与英雄主义》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伏契克还说了另外一段话：“真正的英雄主义不符合于英雄主义的流行概念，也是因为创造了英雄主义概念并使其在社会中通行的那个阶级害怕真正的英雄，所以那个阶级就捏造了使他自己完全满意的各种‘代用品’。”这提醒人们，社会上流行的英雄主义概念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的概念是由主宰社会的阶级提出来的，有着阶级的利益诉求，带有阶级的局限性。
尽管伏契克的文章写于阶级斗争时代，是针锋相对地反对资产阶级英雄观的，但他的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性。因为社会流行的英雄主义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作家必须要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不要被关于英雄的各种“代用品”所迷惑，从而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告诉读者，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什么，真正的英雄在哪里。
不错，今天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彰显。现实促使人们去思考，社会最稀缺的是什么样的英雄。历史上也曾多次有过经济繁荣的时期，回望这些岁月，最值得人们称颂的英雄人物多半不是那些经济上的“大佬”。
“文化英雄”活在作品中
前段时间，我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故乡四川射洪，对此深有感触。
陈子昂所处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盛世时代。“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凰翼。”这是诗人卢照邻所描写的当时的长安，如此的富丽堂皇。经济发达固然是令人欢喜的事，但陈子昂却忧心忡忡，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文化现状实在是太糟糕了。他指责当时的文坛是“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一些文人整日把才华耗费在歌功颂德上，自然也讨得权贵们的欢心。而这些歌功颂德、应制咏物的诗句虽然艳丽，却毫无生气。问题还在于，这样一种毫无生气的诗风已经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潮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英雄”陈子昂站出来了。他公开反对流行的颓靡诗风，把目光投向远古圣贤，主张恢复风雅传统。他用自己刚健清新、兴寄志向的诗作朝整个诗坛发起了挑战。也许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陈子昂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说，他的文化挑战成功了。《中国文学史》这样总结陈子昂的历史意义：“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有唐一代。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为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可以说，陈子昂是一位胜利的“文化英雄”。
“文化英雄”也许不符合当今社会对英雄人物的流行概念，但他们的精神里蕴含着民族的理想，指涉着人类文明的未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今天最需要的英雄形象。当然，这样的“文化英雄”首先应该活在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