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重大历史事件

    2011年是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整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大量献礼文艺作品被及时推出。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

    方方的中篇小说《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特别的兴趣。她曾经看到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曾经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把这些名字激活，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所以她在《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读者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在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十月》第3期）中，“70后”作家海飞将革命历史的主题安置在一个流行的叙事模式之中。这部作品的故事架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传奇：朱如玉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为了爱情而毅然私奔，但她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也是讲了一个千金小姐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成为革命者之后，爱情之火也就熄灭了；而海飞所塑造的朱如玉，爱情始终是她追求革命的动力。海飞试图将革命理想与个人的爱情理想统一起来，这也许是年轻一代作家想象革命的一种方式。

    这些年来，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了明显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作家们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以方方的《民的1911》与朱日亮的《恐惧》（《作家》第2期）为例，如果说，方方是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那么，朱日亮就是侧重于深入人的内心。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在革命大潮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情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再以海飞的《往事纷至沓来》与方格子的《凋殇》（《作品》第4期）为例，二者都选取了革命历史中的爱情为突破口，海飞是从爱情与革命的正关系入手来构思的，而方格子则是从爱情与革命的负关系入手来构思的。

    知识分子在说话

    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

    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多是大学毕业，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对于以往而言开始起到监督社会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得到强化。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这样的社会情绪。

    许春樵在中篇小说《知识分子》（《小说月报·原创版》第2期）中涉及到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从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却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

    朱山坡的中篇小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小说月报·原创版》第6期），灵感显然来自这些年学术界此起彼伏的抄袭风波。国内研究卢梭的学术泰斗级人物洪流教授，突然有人出来揭露他的学术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袭，揭露者归纳了他的抄袭手腕：搅拌式抄袭、组装式抄袭、改头换面式抄袭、移花接木式抄袭、张冠李戴式抄袭、赤膊上阵式抄袭……在这样的归纳中分明感觉到作者对当代学术界无休无止的窝里斗发出的轻蔑式的嘲讽。

    艾玛的短篇小说《在金角湾谈起故乡》（《上海文学》第6期）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主人公Ｍ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专家，她的专业也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联，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患。但她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束手无策，因为现实中的行为规则是与她的理想相背离的。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个困惑，甚至作者在这个短篇中颠覆了在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非常流行的“故乡”概念。故乡往往被视为理想的承载，但Ｍ女士和女教授对于故乡有着切肤的痛感。Ｍ女士面对来自家乡的现实诉求，痛感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软弱无力；而女教授的家乡却在一个伟岸工程中“淹死”了，也许她一直在为自己无力拯救家乡而伤痛。作者在叙述中既对这两个人物表示了敬意，也对人们热衷于把故乡视为乌托邦来看待表示了质疑。

    史生荣的中篇小说《研究课题》（《安徽文学》第2期）和阿袁的中篇小说《子在川上》（《十月》第1期）写的都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学教育是一个反映知识分子问题的聚焦点，这类作品这些年也日见多起来，何况作者多半就是校园里的“知识分子”，所以写起来有一种现场感。

    纠结于“恶”

    2011年的中短篇小说作家集中对现实中呈现的各种“恶”现象进行剖析。这一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背景相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西方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之际，作家并不被这种辉煌所陶醉，相反他们专注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孙春平接连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倔骡子关巧云》（《民族文学》第11期）和《窝边草》（《光明日报》11月23日）耐人寻味。关巧云是给市委书记开车的司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倔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屈从于权势。《窝边草》写了一个犯罪的少年魏小兔，他带着一帮人在城市里“打家劫舍”，但他却在郭玉蓉老师家里“一尘不染”，难道真的是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吗？在作家看来，事情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小说结束时，魏小兔在派出所里对郭玉蓉喊道：“你要相信我！”这仿佛就是对着社会喊出的一句话，让我联想起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的“救救孩子”。我以为，这两句话之间有着某种相关性，“救救孩子”在今天就要从“你要相信我”开始。我从中也体会到了两代作家的心心相印。

    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让我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他在2011年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入流》（《人民文学》第2期）和《放下》（《中国作家》第7期）。这三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的可怕灾难。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时，也养肥了人的欲望。余一鸣以真实而又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出来，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着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担忧这些人物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人民文学》第9期）揭出了当下现实的诸多问题。而它们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但同时也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到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到寺庙的生活。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人民文学》第12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刘万福是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但他的“恶”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借用这个句式，邵丽的这篇小说在揭示了一个现实真相：“恶兮善所依，善兮恶所伏。”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