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 ，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

　　应该说，北岛对新诗潮时代的反省，无论是站在个体生命的新阶段还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屋建瓴的视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美学上尤其是合理的；但我同时认为这段话也体现出了北岛的一种反历史的态度。他追求的是“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 。北岛说：“ ‘我’正是通过不停探寻自身内黑暗的极限与存在对话的。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 ’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 ’ ”

　　北岛虽然离开中国很远，但他依然具有某种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体现在，北岛与很多国内的诗人一样，走的是一条深入自我内心世界的诗歌道路，是一条追求玄学主体性和镜像主体性的道路，也是一条去历史的道路。而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人同样对个体的世界思考得太多。我对这种诗人深入内心，构建自我的倾向有一些想法。我认为，1990年代的中国诗人越来越个体化甚至原子化，个体化还算好，更糟的情形是诗人的帮派化，诗坛也就充斥着党同伐异的声音。我觉得当代诗坛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已经无法重建一个诗歌共同体。这个诗歌共同体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的朦胧诗阶段曾经存在过短暂的几年。这是一个美学和政治的双重共同体。而北岛在朦胧诗时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凝聚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力量。但这个共同体在1980年代中期马上就丧失了，至今无法重建。当然，我不否认诗歌首先是一个个体的事业，而我所谓的重建一个诗歌共同体的说法可能近于痴人说梦。但当我读到英国诗人奥登的一段话之后，觉得共同体的丧失所带来的历史性问题早在奥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奥登用的是“社群”的范畴，他说：“随着旧的社群的解体，艺术家们会陷入对自己的情感的研究……他们变得内省，晦涩而且自视甚高……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公共纽带的混乱社会里，他们被孤立起来，被社会的复杂搞得不知所措” ，社会的“丑陋和力量让他们感到惊恐，而且他们不能确认自己的听众，所以他们从自己时代的生活转向对自己情感的沉思和对想象世界的创造” 。

　　因此，奥登认为在这个时代艺术家难免有失落感。“因为，对艺术家来说，跟社群联系得越紧密就越难超然地观察，但同样成立的是，当他过于孤立的时候，尽管他可以观察得足够清楚，但他观察到的东西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会减小。 ”

　　原子化的当代诗人的主要问题在奥登看来，正是诗歌表现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受到了削弱。当诗歌的自我沉思和情感世界成为主体，而缺乏向外部社会和历史的拓展，承担的诗必然会越来越稀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比较看重王家新的“承担者”意识。尤其是王家新在诗歌领域重新发现和诠释了俄罗斯精神：比如对苦难的承受，对精神生活的执著，对灵魂净化的向往，这都是俄罗斯文学特有的品格。王家新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给我的阅读印象，正是力图秉承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气质，在诗歌写作中致力于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历史。诗歌也由此必须承担“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的使命。我这里提请诸位注意王家新所谓的“尚未诞生”的措辞，这意味着种族的良心表现为一种未来式，是尚未抵达的远景。而对于当今的历史时代来说，因其“尚未诞生” ，种族的良心的锻造就更具有迫切性。

　　但是1990年代的王家新，如同北岛和其他中国诗人，也同样在走向内心风景。就像日瓦戈医生选择在瓦雷金诺的心灵的沉思一样，在1990年代初告别革命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坛以及知识界也有一种回归内心的趋向。这当然具有历史的某种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但是，对内心的归趋，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性视野的获得。因此，1990年代的诗歌启发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个体的沉思与孤独的内心求索的限度在哪里？对历史的承担过程中的“历史性”又在哪里？“历史”是不是一个可以在沉思中去抽象体认的范畴？如果把“历史”抽象化处理，历史会不会恰恰成为一种非历史的存在？

　　历史的具体性在于它与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纠缠和扭结。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去历史化”的倾向，在告别革命的思潮中，在回归内在的趋向中，在商业化的大浪中，历史成为被解构的甚至已经缺席的“在场” 。当历史是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去反思的时候，历史可能难以避免被抽象化地承担的命运。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王家新在晚近的诗作中思考伦理重建的努力，这种努力构成了对1990年代回归内心叙事的超越，也展示出新的诗学取向和新的历史视野。王家新近些年的诗中也常常写一些日常性的场景，我觉得这种生活性的场景更有美学的光芒，同时是审美与伦理的一体化，指向的是一种生活伦理学。这种日常生活的伦理学的重建，在今天的中国更有迫切的历史意义。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精神性危机是道德伦理层面的崩毁，是价值的缺失和伦理的失范。文学艺术家们对伦理问题的逃逸，客观上加剧了这种生活危机。当艺术家仅仅把生活伦理看成是艺术个性的障碍物以及先锋性的对立物的时候，也是生活伦理学的重建更加艰难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看重王家新晚近的诗，表现出重建生活伦理的承担的勇气。

　　最后我想谈及的诗歌是欧阳江河最近在写的长诗《凤凰》 。 《凤凰》差不多是欧阳江河写得最长的一首诗。艺术家徐冰去年创造了一个名叫《凤凰》的大型装置艺术——也就是由建筑工地的钢铁废料结构拼贴而成的将近30米长、重十几吨的两只巨大无比的凤凰形象，这两只巨大而丑陋的怪鸟曾经一度飞翔在北京CBD金融区的天空。而欧阳江河的《凤凰》则是由这一空间艺术装置触发出来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创造。我认为这首先是一首处理“空间性”的长诗。在当代生活中，空间性可能比时间性更为繁复与复杂，包容了太多诗人所谓的“事物的多重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借用诗中的一句，把欧阳江河称为一个企图“为事物的多重性买单的人” 。这首诗也表现出重构当代生活，承担中国历史，重建一类大诗的努力。欧阳江河企图以某种神话的形式，为当代生活提供一种全景扫描或美学抽象。他的这种努力是否成功当然还有待历史检验，但我尤为关注的是诗中所同样呈现出的历史承担的维度。而我最后想强调的是，诗人的承担最终必然以诗歌的方式体现，而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诗歌的承担方式也必然是多重性的。作为诗歌的爱好者，我所期待的恐怕正是这种多重性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