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当下中国小说面临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譬如，曾经以先锋小说风靡于当代文坛的作家马原，就早已“金盆洗手”不写了，其理由是：小说死了。他的这一判断虽因带有个人主观性而未免过于悲观，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从事小说写作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越写越多；另一方面，耐着性子阅读小说的人却越来越少。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固然关系密切，诸如拜金主义的盛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等等，这可视为其中的客观因素。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源自作家本身。与少数作家的精神坚守相比，更多作家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和出版市场的影响，内心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浮躁，从而导致写作耐心的极度缺乏。在他们笔下，小说写作不再是平庸与难度的角力，不再重视灵魂的救赎和思想的启蒙，仅仅只与畅销和印数有关。相应地，他们如果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不是小说的优劣，而是版税的多寡、炒作手段的高低及其他各种八卦新闻旧事。这是造成今天作家和读者相互不满意的深层原因。

    我不反对作家为了兴趣甚至生存而写作，我反对的是，作家以写作为名堕落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一个真正有抱负的小说家，应以写出好的小说为旨归。对读者来说，则以读到好的小说为快事。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在有限的阅读体验中，充分感觉到好小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而味同嚼蜡、粗制滥造乃至令人气急败坏的小说比比皆是。那么，什么样的小说才算得上好小说呢？

    作家纳博科夫认为，文学作品首先是对个人产生重要意义，他也只愿对读者个人负责。作家池莉也有着相近的观点。她觉得好小说并不在于作家自己所声称的社会意义，也并非日后社会对于该小说的意义评价，而仅仅在于作品本身：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功夫将独特的生活理解表达出来，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并且色香味俱全——无论什么题材。所以，她认为，小说首先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小说与所有的艺术品一样，与花朵、舞蹈、绘画、雕塑一样，其关键要素便是好看和迷人。好小说要动人，要拥有超越时代的风韵和魅力，要像越陈越香的好酒，任何时候开坛，都能够香得醉人。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纷繁热闹的多种流派或主义的技巧性探索。在我看来，无论是先锋派注重“怎么写”，还是现实主义注重“写什么”，都并非评判一部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我以为小说写作既没有固定套路，也没有永恒模式，谁都无法规定小说必须如此这般发展。我们也许无法给好小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我心目中的好小说，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毫无功利地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命运和心灵世界。说到底，小说固然离不开故事的支撑，但小说写作不是百姓故事的复制，亦非个人隐私的贩卖，在情节和悬念之外，必定还有心灵的抚慰和思想的烛照。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既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譬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祥林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和高老头；又积淀了丰富的思想，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还体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譬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格非、苏童、余华等人的先锋写作，从而达到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据此，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语言追求精雕细琢，细节注重准确传神，故事演绎引人入胜，人物塑造鲜活生动，叙事从容，想象力丰富。更重要的，是如何与现实生活接轨、发现并揭示生存真相，如何从精神气质上与时代同步，如何适应现代人性并予以精神关怀，从而引领读者向善、向美、向崇高，对社会与人生进行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进而提升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