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译坛挺热闹，缘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新译本的出现，不仅引发了对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名著新老译本的不同褒贬，还引伸出后人应如何评价前辈译者的一场争论。

    《百年孤独》最早有上海译文社黄锦炎、沈国正、陈泉合译的译本，随后有十月文艺社高长荣译本（英文转译），云南人民社吴健恒译本。今年新经典文化公司获得马尔克斯正式授权，以南海出版公司名义出版了范晔的新译本。不知道是出版方的刻意造势，还是评论界真的对翻译评论重视起来了，这个新译本一上市，立即受到多家报刊的追逐，出版方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学圆桌会”，纷纷为新译本叫好。有的专家更以“很经典”、“很忠实”、“异化得很好”这样少见的褒词加以肯定，译者范哗也在微博中，高调为自己译本公开征集“翻译硬伤”。但不多久，对这新译本就有泼冷水的，先是一寒和韩浩月分别撰文，说该译本有删节，是个“洁本”，“还不如买盗版的”，接着林一安发表长文《精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列举具体事例，指出新译本多处与老译本雷同，存在掠人之美，而且行文老旧，使用天马行空、形销骨立、一丘之貉、天赋异禀这类汉语成语太多，有的一页中这类成语竞多过十处，说它“是文有余，而白不足”。此书另一位老译者吴健恒也发表《从拙译<.百年孤独>说开去》，他在介绍自己翻译经过中，并不认同对新译本的溢美。

    对这个新译本的争议，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译界前辈的争论。有人嘲讽钟爱老译本的人是“无知偏见”，认为“那个年代译者调动的语言资源不够用”。更有署名“南桥”的，直言“译林没有老字号”，另一署名“乔纳森”的，还挑出王道乾、董乐山、傅惟慈等名家几处他认为的误译，称之为“阿喀琉斯之踵”（死穴之意）。对此也招来反驳。有署名杨青的公开质问：“年轻译者炮轰前辈为哪般？”他认为，一些年轻译者自恃外文好，翻译紧扣原文，岂不知这仅是“传文”，作为文学翻译，更贵在“传神”，对于后者，译界前辈的功底，无疑要比年轻译者强很多。上述几位名家被挑出的一两处误译，如董乐山把“打晕”译成了“撞倒”，只是表达欠准确，不影响对全书的理解，怎么扣得上“阿喀琉斯之踵”这顶帽子！西语专家林一安甚至借用梁山好汉的豪言，风趣地力挺严谨的老译本：“酒家这条命，只卖与识货的。”此事到此还没了，“新经典公司”对于《百年孤独》新译本存在删节这种说法，不仅发表了“严正声明”驳斥，还声言要对其起诉。

    如上所述，围绕一个译本的评论，竟引发出这么热闹的争论，这可是多年来所罕见。不管其动机是为营销造势，还是关心翻译质量，能让翻译问题吸引来这么多难得的舆论关注，这总是值得欢迎的。也许是出于多年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职业激情”，对这场争论，我禁不住也想凑热闹谈点看法。

    文学翻译并不等同文字翻译

    翻译至今没有公认、定型的评判标准，现在好像不少人都偏重文字的转换，强调译文要对应、等值、准确，这当然没有错。但我认为，这些只是针对像法律文书、外交文件、商业合同、规章制度、技术规程等这一类文字翻译的要求，它并不等同评判文学翻译的标准。文学翻译，应该有比文字翻译更广泛的尺度。文学作品，是作家认识客观世界、又企图表达主观意愿综合思维的反映。引进外国文学作品，并非为了学外文，而是为了了解外国作家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信息，体会他观察人生及社会所表现的艺术手法。据此要求，除考察文字转换外，还需要审视与文字相连的语境、伏笔和前后呼应，读出作家在文字以外的文化含义。跨文化时代注重沟通与对话，文学翻译显然也更看重后者，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译出作家的真实意思和艺术特色。

    实践中许多翻译名家也多是持这样的观点。朱光潜认为，文学翻译不能只追求“术”，更应追求“境界”。叶君健强调：“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有个性。”余光中也指出：“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由此可见，不赞成文学翻译死抠字句对应的大有人在。须知有时套用词典的义项，未必就是最贴切的文学翻译。重要的要看，原作的意思、语气和风格，是否完整地得到了体现。不妨比较一下：一种是译文虽有少量瑕疵，但通顺易懂，能较好地反映和体现作家的思想和风格；另一种是文字转换看似对应，但译文生硬堆砌，意思模糊歧义，行文毫无特色。我想文学翻译的读者，还是会更推崇前者。

    基于尊重的超越才最珍贵

    学术界有一阵好像涌现出一股贬低名家的暗流，郭沫若、钱钟书、乃至鲁迅都曾受到不同的批评。这种现象在文学翻译界也有表现，傅雷、朱生豪、傅东华、王科一、杨绛等人的译本，都被人指责过，有的还把杨绛译的《堂吉诃德》，当作翻译的“反面教材”。对这种现象，有人说，给名家挑错能凸显自己高明，有些人想借批名家来抬高自己。这种人可能有，但我认为不会是全部，对名家提出批评的人，更多的还是对名家的认识存在某些片面性。名家有错当然可以批，超越名家也应该鼓励，但切忌不自觉地陷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冲动中。对待前辈，必须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在尊重历史成果基础上，去芜取精，去超越。文学翻译允许对原作有不同的诠释，因此更新译本，超越旧译，这本是很正常和值得鼓励的事。但这种超越，不是只看哪一两句译得更准确，而是要看整个译本的把握上，是否更真实、更完整地传达出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各种信息。

    我强调必须对前辈译者表现尊重，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首个译本的译者，其开拓之贡献，功不可没。万事开头难。首次接触原文，没有任何参照物，全凭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实现两种文字的转换，应该说难能可贵。宥于历史条件（如工具书不全），初译本存在某些误译，在所难免，要客观对待，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林语堂曾讲过，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翻译。任凭哪位名家，都不敢说自己的翻译没有任何瑕疵。

    其二，译界名家不仅熟懂外文，而且大多身兼作家，学问渊博。文采超群，能译能写，这种功底往往令后人不得不佩服。你可以挑出董乐山、冯亦代的几处误译，但要达到他们写散文那种文采，那可不容易。有人只看到杨绛译本的文字比别人的少了，可是他们对刘知己的文字“点烦学”又知道多少？你可以反对“点烦”文字，但也应该允许杨绛按自己的翻译理念进行翻译。有人说“译林没有老字号”，但我要说“译林有芳草”，“译林有奇葩”。译坛中杨必的《名利场》、杨武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黄源深的《简爱》等，都是许多人公认的佳译。名家“调动语言的资源不如现在多”，这话不假，但名家调动语言资源的能力，恐怕要强过多数年轻译者，这是很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的。

    其三，许多名家身上可贵的译德，更应该大力弘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译界许多人功利思想日益膨胀，现今不顾译德的糗事屡屡发生，这与许多名家恪守译德的高尚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有人也许未必服气，那好。杨绛为了能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曾特意去自学西班牙文，历经22年，终于出版了我国笫一部据西文译出的《堂吉诃德》，杨绛也因此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剧本》，为使人物对话读来琅琅上口，不仅把诗体译成散文体，还特意到剧院去听演员对白的音韵、节奏和语感，以此作为自己修饰译文的参考。他坦言：“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傅雷译《幻灭》时，已届53岁，法文根底已经很好了，但他还是先把全书750余页中1100多个法文生词单列出来，每天发狠温习三四百个，并以此与儿子傅聪练习钢琴相勉励。如此等等。试问“炮轰”名家的诸位，你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如上述名家那样去做？名家身上这种崇尚职业道德的精神，那是一种珍贵财富，是激励后人的强大榜样力量。

    严谨翻译何妨各行其道

    现在评论文学翻译时，常说这句张三译得不对，那句李四译得更好，仿佛要充当裁判对不同译本比个高低。这种用心无可厚非，只是这样做并不科学，吃力不讨好。我认为，只要是严谨自主的翻译，应该允许译者有不同诠释，不同译本无需评高低，让它在市场中各行其道，由读者自行去选择。

    文学翻译没法比高低。既然文学翻译没有通用统一标准，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与表述，那依据什么分出它的高低？我曾举过这样一例。《尤利西斯》中有一句“Wonder is he pimping after me？”金隄译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想拉我的皮条？”萧乾夫妇则译为：“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两种译法差别很大。我问过萧乾，他答这句语境是：布卢姆背着妻子，正从邮局领取情人的来信出来，突遇妻子的相好麦科伊走来，心虚的布卢姆内心产生了这句疑问。试想大白天在邮局门口，怎么会想到妻子的相好要给自己“拉皮条”？这于理于情都说不通。Pimp是有“拉皮条”的义项，但在澳洲又有“密探”之意，爱做文字游戏的乔伊斯，把它引伸过来暗喻“盯梢”是有可能的。可见金隄译法文字对应，但不合情理；萧乾译法合乎情理，但文字欠对应。对此，怎么来分对错与高低？   

    文学翻译无需比高低。一切文艺创作，不同人有不同的审美取向，所谓“敲锣卖糖，各有所爱”。这种“所爱”的不同，只是审美趣味的差别，而非质量的优劣。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不同译本也各有所爱，何必去硬分高低。例如，杨绛在《堂吉诃德》中，把西班牙成语“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译为“胸上长毛”，林一安认为这是误译，应译“男子汉气概”，但陈众议认为，这是杨绛的一个妙笔，为此我曾向杨绛求证。她告诉我，这个女子会掷铁棒，比村里壮男还要粗壮。桑丘说此话有挪揄之意，为突出人物形象，故舍“男子汉气概”而取“胸上长毛”。依我看，“男子汉气概”与“胸上长毛”，可以并存，何需比高低。  

    翻译打假比评译本高低更重要。萧乾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给名家挑错，指出老译本缺陷，这都属正常好事，但若成心“炮轰名家”，似就欠妥了。人们当然鼓励与期盼年轻译者，实现文学翻译学术上的真正超越，不过就当前而言，翻译抄袭、剽窃、造假、侵权的现象，远比某一译本出现一些误译，其危害要严重得多。因为《百年孤独》的老译本与范晔译本，还包括《尤利西斯》的萧乾译本与金隄译本，《堂吉诃德》的杨绛译本与董燕生等人的译本，《沙士比亚戏剧》的朱生豪译本与方平译本，等等，虽有争议，但均算得上是严谨的佳译，都应予以尊重，在提倡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没有必要一定要对不同译本称出个我是半斤，你是七两，就让它们各行其道吧。希望批评界多把目光和精力指向翻译打假，以及不顾译德，粗制滥造的乱象。翻译家王干卿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多次被人抄袭、盗印，这几年他艰难维权，备感疲惫无助。那些热衷“炮轰”的诸位，是否也能关注一下译界那些被侵权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