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大众化与小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当年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里说过：“新诗运动的最早几年，大家注意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其实，岂止“最早的几年”，重破轻立，一直是新诗的痼疾。当下的新诗面临三个“立”的使命：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规范和增多诗体上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三大重建，新诗才能摆脱危机，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王冠。

    重破轻立最明显地表现在诗体重建上。长期以来，不少诗人习惯跑野马，对于形式建设一概忽视甚至反对，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新诗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在“解放”后的第二天，从“诗体解放”到“诗体重建”本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昙花一现地流行的这样体、那样体，可以通称为“口水体”。“口水体”放弃新诗的诗体规范，放逐新诗的诗歌审美要素，加深了新诗与生俱来的危机。

    新诗近百年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在诗体上的单极发展，一部新诗发展史迄今主要是自由诗史。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近百年中也出了不少佳作，为新诗赢得了光荣。但是单极发展就不正常了，尤其是在具有几千年格律诗传统的中国。考察世界各国的诗歌，完全找不出诗体是单极发展的国家。自由诗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的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比如人们曾经以为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自由诗，这是误解。就连他的著名长诗《列宁》，长达12111行，也是格律诗。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自由诗急需提升。自由体诗人也要有形式感。严格地说，没有形式感的人是根本不能称为诗人的。西方的“诗”字源于古希腊，原意是“精致的讲话”，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与之相似。自由诗是舶来品，它的冠名并不科学。并没有自由散文、自由小说、自由戏剧，何况以形式为基础的诗呢？凡艺术都没有无限的自由，束缚给艺术制造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才给艺术带来机会。艺术的魅力正在于局限中的无限，艺术家的才华正在于克服束缚而创造自由。当自由诗被诠释为随意涂鸦的诗体的时候，它也就在“自由”中失去了“诗”。自由诗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新变，但是要守常求变，守住诗之为诗、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才有新变的基础。提升自由诗，让自由诗增大对于诗的隶属度，驱赶伪诗，是新诗“立”的美学之一。

    格律体新诗的成形是另一种必须的“立”，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必须是诗(绝对不能走唐宋之后古体诗的只有诗的形式而没有诗的内容的老路)这个大前提外，格律体新诗在形式上有两个美学要素：格式与韵式。格式和韵式构成格律体新诗的几何学限度。所谓格式，就是与篇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顿的自由诗相比，格律体新诗寻求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诗体。可以预计，随着艺术探索的进展，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较多的人习惯欣赏和写作的基准格式出现，而这，正是格律体新诗成熟的象征。说到韵式，现代汉语的“十三辙”是比较公认的新诗韵辙，使新诗押韵有了依据。布韵方式就很多了，各有其妙。

    格式和韵式是相互支持的，是诗的节奏的视觉化和节奏的听觉化。王力先生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上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他说：“仅有韵脚而没有其他规则的诗，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格律诗。”

    这话讲得不对。自由诗领军人艾青先生就在1980年新版的《诗论》里加上了一句话，自由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自由诗不少都不规则地松散地押韵，但这些没有格式的诗还是自由诗啊。

    在诗体上双极发展，漂泊不定的新诗才能立于中国大地之上，才能适应民族的时代的审美，在当代诗坛上充当主角，毛泽东的“以新诗为主体”的诗学主张才能真正实现。

    文学语言决定文学形式，诗尤其如此。今人的古体诗在创作和鉴赏上都会受限。古体终究属于古代汉语。启功先生曾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词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也就是说，双音词和多音词居多的现代汉语，具有当代色彩的新鲜词汇，都会使当代人在古体里感到局促。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应该是主角。创造新诗的盛唐，我们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