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说内心话，我对该报能否践行它的“诺言”，开始多少是有点存疑的。但看完了已经出刊的三期，我的“存疑”则逐渐被打消。“靶标精准”成为该刊的一大亮点，也成为整个文艺批评界的一大亮点。不能说该刊的所有文章论点都无懈可击，但其每一期的主打选题，都是指名道姓的“及物”批评则是肯定的。指名道姓，不是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而完全是对具体个人具体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然后提出自己的艺术见解，其表现出的真诚、善意，据了解也得到了一些被批评者的理解。从这一点说，“文学报·新批评”为文艺批评界树立了一个标杆。

　　联系到个人从事文化批评的经历，我对这一点感同身受。2009年以来，因为我对春晚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批评，得到了一点关注，先后有多家出版社要结集出版我的文化批评文章。但出乎我的意料，虽然上门求稿者来路各一，却最终对我如约提供的书稿予以否决，而且否决的理由均如是：书中文章批评矛头大多针对个人直言，我们不能承受“大作”这样集中批评一系列个人的压力。

　　很明白，企业化运行的出版社是不会为一本书得罪多人的。我理解出版单位的“难言之隐”，但我也为“靶标精准”的批评的生存之艰而感到悲哀。

　　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变革，但至今仍然是以“人情社会”的原则运行的。当什么东西联系上“个人利益”，“是非”就被“人情”取代了。我们看到，在当下学界，批评与否，如何批评，通常就是一种人情操作。

　　在人情化的语境下，“批评伤害”的程度，当然是与批评的严厉程度和针对性的强度相联系的。曾有媒体朋友告示我，批评文章不是不可以写，但是最好不要针对个人，“对事不对人”，只谈现象，不点人名；如果一定要涉及个人，最好用语含蓄一些，委婉一些。遵循了这样的“稳健”原则，批评文章当然只能写得绵里藏针，含沙射影和似是而非了。

　　时下流行报端的“批评文章”，大概就是被青睐的“稳健批评”。这些文章妙笔生花，圆滑婉转，千百字下来，却不见作者是非意见的真面目。这样批评的意义，宗旨不在“批评”，而在“批评的稳健”。这是一个反对批评时代的批评策略——不能从文化形式上取消批评，就从精神力量上瓦解批评。

　　鲁迅说：“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在近80年前的话语不正是我们的学界现状的写照吗？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进程中，针锋相对、“靶标精准”的学术批评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因此发生了不少伟大的思想先驱因为观念冲突而互相抨击直至反目成仇的例子。卢梭和伏尔泰，是两位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领袖，但是两人的思想观念却互相抵触。1755年，卢梭把他的得意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送给伏尔泰，得到伏氏的回复却是：“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而卢梭以抨击伏尔泰一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作还击：“一个荣享各种福惠的人，却在个人幸福的顶峰打算借自己未遭受的一场重祸的悲惨可怕的影像使他的同类满怀绝望，就这人来说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

　　然而，法国政府不仅将这两位在1778年同年死去的思想死敌，共同安葬在法国国家公墓先贤祠中，而且让两人的棺椁分享一个墓室。我想，法国人此举，不仅承认这两位思想先驱的伟大历史地位，而且肯定两人至死不和的思想冲突对于法国文化进步的伟大意义。法国人是懂得和尊重批评的，所以法国人同时拥有诞生于巴黎的伏尔泰和诞生于日内瓦的卢梭，尽管两人是思想死敌。

　　在这个对“靶标精准”的批评设防的时代，我们是应该羡慕还是惋惜卢梭与伏尔泰，他们因为坚持极端对立的思想交锋而做了永恒的死敌，但不论我们取什么态度，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两人毕生的互相攻讦，不仅法国，而且整个现代人类的思想，都必将丧失很多光芒和力量。

　　希望学界、文艺界“靶标精准”的批评从此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