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栖身的西四，老北京的风貌犹存。这些元代的胡同，大体还保持着最初的样貌，如同跨越古今的幽深的时光长廊。一些老树枝桠遒劲，已在那里矗立了二三百年。有的四合院门口砚台形的门墩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古代一个文官的府邸。置身在老北京的胡同中，真让人感到人生不过是白驹过隙。在这有限的几十年里，大约总要做些什么吧？我常常想，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做不了几件事。痴迷于文学，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心灵在文学中浸泡得久了，又会起怎样的变化？所谓的文学研究，是否仅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道场呢？如果不和自己的生命发生关联，不和自己内在的人格完善结合起来，还能称得上是文学研究吗？

    可惜，我们目前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自己的生命隔得太远。许多研究者往往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常常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或者是出于虚荣心的满足，写下一些隔靴搔痒的文字，美其名曰学术论文，令人难以卒读。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者，在文学面前往往是一个旁观者。如果没有自己生命的全身心投入，这样的研究就是不真诚的，也不会是有生命力的。

    偏重于学术的文学研究尚且如此，文学作品的批评更是如此了。为什么现在的作家这么轻视批评和研究？这与批评的现状紧密相关。文学批评日益沦为圈子批评、金钱批评，无原则的颂扬，染上了铜臭的文字满天飞，批评者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作品研讨会，往往成了表扬会、吹捧会、广告宣传会，研讨者滔滔不绝，随意拔高作品以取悦组织者与听众，作者听了也陶陶然，醉心于这种双赢的游戏中。诚实缺失、道德缺席的现象，在批评界日趋严重。鲁迅先生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们呼唤独立的、真诚的、融进批评者生命的文字，呼唤有个性的，才情独具的鸿文。 

    也许，我们读一下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文章，会得到有益的启示。五四文人里，研究和生命大多是一体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笔超迈，形神兼备，确乎融进了先生的生命，确是大手笔。周作人平淡冲和的随笔，李健吾元气丰沛的文学评论，虽是谈论他人的作品，却是和写作者个体的生命紧密相连，因此，文和人是合一的。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又受到西学的影响，成为西学术语的跑马场。所谓的讲究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在强调以西方的学术规约来要求中国文学研究。在貌似客观中立的研究文字中，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学固有的性灵、生命，乃至绚烂的文字魅力，看不到研究者自身的个性和生命的张扬和投射。当然，文学研究的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并不仅仅是西学的影响所致。我们长期形成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等机械思维习惯，过分的理性介入和意识形态诉求，已经在潜意识深处把我们生命的本能冲动深切地压抑、掩盖了。我们所作出的过于明晰的论断，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与诸种可能性人为地简化了。这种习焉不察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严重禁锢了研究者的思维，因此，深刻、尖锐、独创、甚至振聋发聩开一代文风的雄文的产生就成了奢望。我认为，我们应深入反思当前中国文学的研究，我们要有勇气和毅力找出弊病、症结所在，以便进行彻底的变革。

    在这样的文学研究困境面前，也许回归传统倒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选择。在此我不能不提到孙郁先生。他的文学研究，从近处说，是继承了五四传统的，尤其是和周作人的文风，有相近的地方。从远处说，和明清笔记散文有着渊源。在今天这个“唯新是从”的时代，我们是多么需要一些“古意”啊。在孙先生那里，个体的生命和研究，是交融在一起的。读他的有关民国人物的随笔，让我们惊叹：他对五四、晚清文人的读解，是属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的。中国传统的文脉，在孙先生的文字里，是鲜活的，一脉相承的。文学，在他的笔下，是有性灵的。温婉的文风，浓烈的书卷气，考究的文字，雅洁的汉语，浓郁的古风，流淌在先生的笔下，散发着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气味。时光，仿佛在孙先生的身上停滞了，我们在他的文章里，读出了晚清、民国时代的气息，而文章骨子里所透露出的，又是那么具有现代气息。中国的传统，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现代性的烛照。注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研究，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理想的文学研究本身应该是一种艺术，一种创作，是极具个性化的，而不是目前流行的干瘪的所谓学术论文。日益西化，以理性分析为主的程式化生产论文的方式，在损害着汉语文学研究的根基。将学术研究注入个体生命的血色，我向往这样的境界，我要朝着这样的境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