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离不开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问题并依据事实分析问题的创造性活动。它强调批评者的批评立场要真实、客观、公正，行文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简意赅。但是，读现在的文学评论，发现使用的多是广告语言的夸饰、网络语言的随意，甚至短信语言的庸俗。这种不良文风，阻碍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正常发展，影响着健康的文化环境的形成。

有些评论家在评价一些刚刚出版的作品的时候，就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浮夸倾向。不是说“商业时代的巅峰之作”，就是说“贫乏时代的杰出成就”；不是说“大放光辉的巨著”，就是说“必将传世的经典”；不是说“极品中的极品”，就是说“令人惊喜的收获”；不是用“地震”来形容其能量之巨大，就是用“革命”来比喻其影响之深刻；不是用“天才”来形容其才华之出众，就是用“伟大”来形容其气度之非凡。尤其是对某些所谓“名家”的“作品”，只要一出笼，立即就会有一些“批评家”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明明作品的语言很成问题，可偏偏就有人敢说它是“对汉语写作的语言层面的贡献”；明明作品思想苍白、趣味低下，可偏偏就有人要说它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痛苦的精神历程；明明这部作品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可偏偏就有人要附和作者“改造”读者的奇谈怪论，说是只要耐心一些是不难读懂的；明明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乏善可陈，可偏偏就有人要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向世人宣布这是一部要流传下去的大作。总之，偏执的“主观主义”，是这些批评家在文风上显而易见的特点。语气独断而恣纵，只下判断，不作分析；依赖随意的联想，而不是可靠的事实；喜欢没有节制地运用言不及义的夸张、比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而不是切实的评判和朴素的表达。面对作家，这些评论家除了鼓掌与喝彩，就是保持沉默，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尖锐锋芒、真诚态度、独立精神和正确立场。

与夸饰的主观主义文风不同，成熟而健康的文风，则既是清晰、准确的，又是生动、简洁的。就前者说，显示出论者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就后者说，表明论者力求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反对虚言妄语的浮华文风的理论自觉，就有强调“绘事后素”、“辞达而已”的优秀传统。汉代的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就分析过那种言过其实的文风的成因：“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晋代的挚虞也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道：“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刘勰虽然并不反对“夸饰”，但他同时又强调，“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因此，好的选择就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先贤的这些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改进文风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如何克服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如何恢复批评的尊严和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批评家的主体素质。俗话说，文如其人。文体风格虽然见之于语言形式，但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修辞技巧问题，毋宁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着批评者的情感和思想，所以文风之好坏，从根本上讲，决定于他们的精神态度和人格境界。真正的批评精神是什么？就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就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鲜明立场，就是向时代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种批评精神拒绝温文尔雅，拒绝不偏不倚，拒绝四平八稳，拒绝跟风趋时，拒绝随顺妥协，更拒绝为金钱所收买而违心地阿谀奉承。试想，如果一些文学作品不负责任地把人降低为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降低为权欲熏心的市侩之徒和势利小人，降低为沉溺于肉欲狂欢的生物人，降低为有知识的无知者、有财富的贫穷者，降低为把说假话变成习惯的巧滑之人，降低为没有是非感、美丑感、善恶感和羞恶心的空心人，那么，一个真正的批评家，除了勇敢地拿起批评的武器，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今天，我们需要一种严肃的、健康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严格的尺度，就会对那些幼稚、粗糙甚至有害的写作给以过高的评价，就会鼓励一种创作上的随意、玩世不恭的倾向。当宽容成了纵容，鼓励成了怂恿，理解成了默许，作者的写作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尖锐的批评和及时的提醒，而沦为任意妄为的话语游戏和道德放纵。鲁迅先生曾经针对中国文人“瞒和骗”的问题，写了一篇《论睁了眼看》的文章：“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他还针对令人“好像要吐”的“广告式批评”对批评家说道：“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的话没有过时，无论对作家来说，还是对批评家来讲，都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