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文学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这些事件的评论员；同时，他们是作者又不是一般的作者，他们写作是基于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事件的理解。兼有这些特殊的身份，批评者就有其自身独特的影响力，他们的创作既能够影响大众对某个文学事件或文本的评价，也会影响某个事件的走向以及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命运。拥有这种独特影响力的批评者虽然不是文学作品的直接生产者，他们甚至只是“局外人”，却会因为那三言两语对文学产生至深的影响，他们的水平与心性的高下也就对文学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者呢？

　　作为一个批评者，最起码的善意在于认真地去读完一部作品或深入地去了解某个事件的真相，这是对批评对象和自己批评者身份最起码的尊重。我们看报刊上许多批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却是顾左右而言其他，根本没有对文本进行认真研读，却像是在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才华，这种批评者的态度令人生厌。批评应该是有具体对象的，如果对于这个对象、事件或文本不进行仔细研读的话，我们如何来下判断？

　　作为批评者的善意也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批评者最起码的自重。一些吹捧的文字，把研究对象吹得天花乱坠，让人云遮雾罩，不解其意。但凡是这种批评文章，大多是接受了别人的“意思”，是为了点润笔费替人唱赞歌的，既然是拿了别人的“意思”，就断没有说人坏话的道理。

　　常说文人相轻可怕，文人若是相互吹捧起来也是蔚为壮观的。这种吹捧大多有自吹自擂的本意，实现了吹捧的双赢。俗语有“天下文章属三江，三江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舍弟，舍弟找我改文章”正是活生生地道出了这种吹捧者的丑态。在文章中先是大谈某人某文之优秀，然后说某人与我交好甚至常找我讨教问题，这样的文字其用心粗劣，昭然若揭。

　　还有一种“大跃进”式的批评者，大概是鬼迷了心窍，经常高声疾呼诸如“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水准”“史上空前”“某某名著的现代版”等等空洞可笑的口号，实在是有“自慰”性质。文学之繁荣不能以作品多少，作家多少来判断，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声音大一点，说得夸张点就会突然遍地都是大师。作为批评者，最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真实的内心，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当然也希望看到批评者的真心话，而不是那种满纸荒唐的伪善之言。批评家少些这种虚伪善意的噱头，会让作者、读者在批评中得到更多的辅助与指导。

　　批评者的文字应该是公允、正直甚至是严厉的，这能保证批评内容的意义，也就是说批评者要做学理上的“恶人”。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热烈地去赞美，不吝其词；坏的事物我们就应该直言其弊，不留情面。辩证法并不是教我们诡辩，是让我正确地面对事物的实质，我们要有这种辨别与表达的勇气，这也是批评者的职责之所在。把一篇文章或一个事件的优劣或真假和盘托出，还世人以清晰的世界，这也许会让一些人暂时失去颜面，但“忠言逆耳利于行”，从长久来看是有利文学的。

　　当然，批评者之“恶”也应该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尺度，就是批评的着眼点要多关注学理本身，把精力集中在文学本身的原理、方法、趋势的研究上，不要过多地牵扯人情世故。很多批评者喜欢在批评活动中推敲人际关系，并以此作为自身判断的一个因素，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的。有些批评者的“恶”甚至是“有罪推论”：先在内心确定一个结果，然后罗列证据证明这个观点，这样一来批评者往往会被感情左右，失之偏颇。比如讨论一个作家的如何，批评者可能掌握了这个作家生活中的一些“劣迹”的证据，并无限地放大这些例证，这样的批评就会背离学理，掺杂过多的个人因素。文章是文章，人品是人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者的批评活动要进行适度的区分，讨论学理的时候就以文本为准，讨论作者人品等个人问题的时候要列在另外一个范畴讨论。文学并不是不注重人品，相反品行是很多文人的高尚追求，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批评者不要情绪化地因为好恶或作者个人问题将一些作品一棍“闷死”，要在具备专业眼光的同时，拥有宽容的心态。

　　常说批评者有“捧杀”和“棒杀”之分，这在于批评者善与恶的尺度把握，过于善意就有吹捧之嫌，过于恶意就显得小肚鸡肠，善恶相济，情理兼容才是批评者的终极之道。这样的批评会给读者阅读以帮助，给作者创作以启示，也会还自己一个真实纯净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