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欧债危机持续蔓延，外需不足矛盾突出，我国GDP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多。今年二季度，我国GDP增幅“破8”至7.6%，创12个季度以来的新低，稳增长已成了全社会关注的重要任务。但同时，一些城市从今年5月以来，随着商品房销售量的明显回升，新建住宅价格出现环比上涨。部分城市土地市场也再现高价地。在稳增长与地方财政的压力下，一些城市试图放松调控的愿望也时有露头。当前，“稳增长”与“控房价”处于两难，调控进入了关键期。

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四季度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同时，2009年6月后房价的一路走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对房地产业定位的思考。在总结了经验教训后，2010年4月，国务院在“新国八条”中，对房地产业主要是住房问题做了定位：“住房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加大了居民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增加了金融风险，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房价过快上涨的危害性，认真落实中央确定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央政府近两年来对住房和房地产业地位和作用所定的基调。

当前，既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又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房产地业与相关产业的联系，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房地产业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产业，应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相关产业的发展相协调，滞后了会影响相关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度超前了，会形成泡沫，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我国今年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调低为7.5%，已经为房地产调控留出了空间，体现了中央政府坚持楼市调控，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决心。

本轮调控，重点是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关键措施是限购、限贷。限购既是抑制投机投资的有效措施，还与一些大城市和热点城市的资源、能源的承载能力有关。如北京市，按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为1800万人，而现在实际上已达到了2100万人。如不实行限购，还将助推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对一个特大城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肯定是不利的。限购政策本身还是比较温和的，对城镇居民家庭，限购的是第三套，对本地人口和符合条件的外地人口购买第二套房没有限制，但对支付能力不足的家庭，加上限贷，其改善型需求被抑制了。所以，如何满足支付能力不足又有改善性需求的家庭，还能防范金融风险，这确实需要研究。

目前随着各项调控政策措施的监督检查和约谈问责等措施的到位，我国的房地市场总体上仍会朝着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