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来哪个经济史家要写一部中国经济适用房的发展史，2009年必定是他绕不过且浓墨重彩刻画的一年，他也可能会用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那样的笔触写道，一个接一个丑闻的曝光，把经济适用房推到了史无前例的尴尬地位，对其存在合法性的质疑是空前的，即使那些曾不遗余力力挺经适房的民粹评论家也被肆无忌惮的腐败惊得目瞪口呆，并为自己的天真向力挺取消经适房者表示歉意。

从武汉的六连号到老河口的14连号，到北京大量经适房违规出租，到郑州的经适房用地上建别墅，再到南阳官办公司骗经适房项目建商品房(《中国青年报》8月5日),井喷式腐败让公众觉得，打着助贫旗号的经适房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权贵自肥的盛宴。舆论如潮质疑下，相关部门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某司官员称：经济适用房是现阶段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各地特别是一些住房价格较高的大中城市，适度发展经济适用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8月5日)

每次面临质疑时，相关部门总拿出这套说辞来证明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者确实需要经适房，但在经适房成为腐败高发领域，甚至让公众产生“腐败必发”感觉时，再用这套“初衷是好的”、“帮助低收入者”之类的简单说辞来自证其正当，就显得很苍白无力了。

实际上，公众从来没质疑过经适房在“助贫”上良好的初衷，也没质疑其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上起到的作用，公众的疑问是，为什么这样初衷良好的制度在许多地方会异化为权贵盛宴，成为官办公司牟利的资本，成为部门权力寻租的资源，成为富人牟利的工具？本该是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却在权力操纵中被权贵所通吃，被强者所垄断。经适房腐败早突破了个案层次，而是一种大面积的沦陷和普遍性的腐败，在某些地方甚至是集体性和制度性的。也许“开着宝马住经适房”在几年前是个案，如今早非个案，有点权力资本的人都想吃这块肥肉，它在利益均沾的权力规则下早已成为一场集体分赃。

这样的腐败已动摇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基础。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抵冲畸高房价对弱者的冲击，让居者有其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建设经适房最原初的正当性依据，也正因为这个理由，公众同意用自己的纳税建设这样的项目。可在无数触目惊心的腐败后，这样的初衷已经无法自证其正当，相关部门必须举出足够让公众信服的理由，才能赢得公众对经适房的支持。

以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代表的精英，多次表达力挺取消经适房、降低经适房舒适性之类的观点。很显然，茅老并非反对经适房“助贫”的善良初衷，而是对政府能否透明公正地分配经适房忧心忡忡，对经适房能否分配到低收入者手中极端不信任，对蕴藏着无穷腐败可能的分配权充满警惕。经适房的腐败现实，不仅不争气地印证着经济学家的怀疑，很多时候甚至远远超出公众想象。“取消经适房”的极端言论实际上表达了对异化和腐败的愤慨，逼政府在“经适房物归其主”上作出制度承诺，以“堵死权贵通吃”来证明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

也就是说，经适房的正当性危机并非“建设初衷”的危机，而是作为建设者和分配者的政府的信任危机。从经验到常识，人们有充分理由不相信掌握着分配权的官员能抵制住寻租的诱惑，不相信权贵会对经适房这块肥肉无动于衷，不相信权力的品性和富人的道德，不相信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

这样的信任危机下，空谈“经适房是现阶段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只能加剧舆论的反感。在腐败上危及正当性了，就必须在消除腐败上重塑正当性，以严厉的、靠得住的、看得见的、令公众信服的监督制度预防经适房的分配腐败——这样的制度承诺，也不是空喊几句“加强准入和监督管理”、“健全准入审核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审核机制”就可以蒙混和忽悠的，必须令公众信服并经过实践检验。经适房能不能继续合法存在，关键在于政府在反腐上有无作为。(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