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最终是分成两部分，一是积累性投资，一是消费性投资。较多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就意味着国家要大量积累，这就要挤压消费。所以这么多年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上升，但是消费率却在下降。所以，一方面经济是增长的，另一方面民众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祉。这样即使经济上去了社会还是不和谐，一些人还是有意见，这也是一个问题。

记者：您讲到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那么应怎样加大其比重？

姚景源：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因为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未完成。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严重依赖物质要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高能耗、高物耗，把污染留在国内，同时产品的附加值也较低。所以必须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怎么发展现代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财政政策。比如说结构性减税。这个现在已经在上海试点，通过增值税扩围为一些服务业减轻税负，使它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能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能使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得到提高。实际上中国经济运行30多年主要矛盾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还不太健康。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下大气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拉动内需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记者：应该怎么刺激中国的内部需求？

姚景源：内需是两方面，一是投资，一是消费。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我们的经济只要稍稍一快，煤电营运马上就全面紧张，所以还是要加大投入。另外要鼓励企业更新改造，加快技术进步，扩大再生产投资。

以房地产为例，2012年增长速度虽然会下来，但在建规模不会小。我们2011年新建保障房1000万套，这些在2011年是新开工，到2012年就是在建和续建，然后2012年还要新开工700万套。这样2012年全年就有接近18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每盖一平方米房子就需要200公斤水泥和100公斤钢铁，所以房地产这块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还在，不会像有些人判断的那么惨烈。

在消费当面，要努力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大家有钱才能消费。另外一个，就是还要让大家敢于消费，现在社会保障不健全，大家有钱不敢花。同时还要稳定物价。

记者：怎样才能增加居民收入？

姚景源：有两个办法，一是做大蛋糕，但这个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二是切好蛋糕，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调整。目前在这个蛋糕中，财政收入现在占到20%以上，企业利润也是2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是在百分之七八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问题，我主张要把政府收入砍下一块放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上来。但是这种重新切蛋糕不能靠“发票子”，不能引起物价上涨，要有助于整个社会和谐。

房地产调控应建立长效机制

记者：房地产对于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大，同时房价过高又影响民生，如何在两者中达到一个平衡？

姚景源：我觉得房价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回归。我曾经用 “疯涨”来形容房价，就是因为它涨得已经没有道理了，完全找不出它的经济学道理了。中国的房价已经高于美国了。

房价过快上涨有两个原因，一是有相当多的投资和投机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二是土地财政的模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是加快保障房建设，这是政府的责任，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方面以前做得不够，以前把所有人的住房都放到市场去解决。

房地产市场还是要发展，许多的人的居住需求还是要通过市场去解决。但在发展房地产市场时要遏制住投资和投机的资本涌入，限购政策就是针对投机和投资的。有些人还寄希望限购政策什么时候放开。我认为，一定不能放松，我们一定要坚持宏观调控不动摇，一动摇就反弹。

但是要真正解决房价虚高问题，从长远来看应依靠房产税的调节，增加购房持有环节的成本，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很多套，但是成本会很高。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其购房欲望。房地产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长效机制，不要让那些投机和投资资金进到里面来。

第二就是要解决土地财政。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房价肯定会合理回归了。

记者：房产税全面推广似乎还有难度，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姚景源：大家还是在讨论究竟房产税对于整个房地产调控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现在上海和重庆在搞试点，从这两个试点的情况来看，还不能看出它对房价有多大的遏制作用。从目前来看最管用的还是限购政策。房产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例如税收杠杆，而不能长期依靠行政政策。因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买卖自由，当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采取特殊政策是正确的，而从长效机制来讲，我认为还是要提倡市场经济的办法。

房产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单一模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房产税形成后地方就等于多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