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学也逐步向世界打开，这种情况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使他们在面临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写作时自然思考到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同时，这也是学者、评论家甚至各地读者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敞开胸怀与世界各国人民对话，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学者交流中丰富我们对文学的认识。

    莫言：“当下性”不是照相式的反应，而应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一种“个性写作”。“世界性”既要在知识层面使世界读者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要在人性层面挖掘作品的普遍性，同时要在艺术层面上保留特色的语言风格。

    刘震云：作为一个作者，意大利传教士和中国杀猪匠是我的榜样，我如果能把思想传给我的读者和我喜欢的人，我觉得就很有意义。

    张颐武：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急于由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与欧美并肩，那么现在，中国文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并且在内部形成了“脱‘走向世界’的想象”。我们可以从最近中国最热门的两部电影中看到了这种变化，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树之恋》，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小说，且都以“文革”这个最为封闭的时期为背景。但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是，两个主人公的出国并不是故事的终结，相反，他们出国后选择再次回归，审视自己的国家，使故事得以公开。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会作为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构成，给世界文化提供更多的资源。

    施战军：对新海外华人作品的评价需要一点谨慎和客观，因为第一，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出国，他们作品依托的场景、情境、气氛大多都是限于“文革”前后的一些时空，在历史和人性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一种有所积淀的省思和有所把握的想象。第二，他们对于周围的认知基本上局限于当时的印象，对中国现代的印象，没有融入，在语言技法方面也没有新意。第三，他们的有些作品与我们期待中的世界认知无关，我们国内可以同步和国外的文学状况产生交流，但海外作家则在悬隔地带。

    刘正中(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汉语生产出来的哲学思想已经渐渐受到重视，汉语生产出来的诗学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汉语的国际化是“在边缘蓬勃”，这不是很可怜、很值得自卑的事情，而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野草状态。不期待它进入中央，但是它会渐渐吸引世界的注意。

    杜博妮(悉尼大学教授)：翻译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传播于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但中国目前的文学翻译工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学者的关注度上都远无法与其重要性相称，这或许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

    本次研讨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相关活动之一，由北大中文系与《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作家杂志社、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办，新浪微博全程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