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学批评，即使不是捧场帮腔的“帮闲文字”，但也以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样式和基本姿态。而且是主要的样式和主要的姿态。而充当这种样式和表演这种姿态的，主要是大学中文系里出来的“硕/博文章”。

　　吴亮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或九十年代初期——好像——说过文学批评死了。今天看来，即使吴亮没有说过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确实在式微的边际上越走越远。一个简单的印象和简单的判断就是，文学批评缺乏直指文学文本和文本背后的社会及人性的中枢神经（至于卖版面、搞交换等正道的商业都不允许的“行为”更是一种下流的做派）。换句话说，就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没有了可以让读者（包括批评对象、大众接受者和媒体）引为与自己相关的生气和活力的话题。当下的文学批评，即使不是捧场帮腔的“帮闲文字”，但也以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样式和基本姿态。而且是主要的样式和主要的姿态。而充当这种样式和表演这种姿态的，主要是大学中文系里出来的“硕/博文章”。干脆地讲，当下的文学批评差不多要沦落成了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学位、博士的论文秀场。

　　让我们来看一个个案。这个个案的样本采自2012年第三期的三种文学批评期刊：上海一家、西南一家、东北一家。为什么要采自这三种期刊？“上海一家”出自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杂交多元的上海；“西南一家”出自西部地区经济文化走在前面的四川成都；“东北一家”出自东三省最为开放的辽宁沈阳。三种期刊又都由三地的作家协会主办（请注意它们都不是大学的学报类型的期刊）。可以说，这三种文学批评期刊代表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大致生态。同样的，这三种文学批评期刊由于它们多年的经营（上海一家创刊虽仅三年，但是它的前身如《文学角》、《上海文论》等，它也有着它不短的历史），三种文学批评期刊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版图里的重镇。因此，三种期刊成了这则小文的样本，也许——或者——便有了较为充足的理由来讨论这则小文的话题。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个案的样本：

　　“西南一家”总文数为40篇。大学硕/博（含大学教师，下同）文章35篇，其中为国家（教育部、全国社科项目）、省和高校内部的课题（基金、项目等）的文章有14篇。“东北一家”总文数为27篇。大学硕/博文章18篇，课题文章6篇。“上海一家”总文数为14篇。由于该期刊篇末未设“作者介绍”，不能确认作者是否有大学中文系背景，但从作者本身看，大学背景的仍然不在少数。如李振声、宋明炜、朱生坚等。

　　这个样本想要证明什么呢？从数学的角度看，硕/博文章及大学背景的比例高得让人惊讶。“西南一家”里硕/博文章占总文数的87%，“东北一家”里硕/博文章占总文数的66%。有经费补贴和资助且有“功名”（即学校和作者双重“面子”工程）的各类课题，所占文章比例也是很大的。“西南一家”的课题文章是硕/博文章的40%，“东北一家”的课题文章是硕/博文章的33%。这两组数据，表明了同一个事实，当下的文学批评期刊不再是职业批评家（如俄苏时期的车、别、杜，如“十七年文学”的邵荃麟、侯金镜）和业余批评者的赛场，而是大学中文系硕博论文（再加上各类“课题”）的秀场！

　　大学中文系的“硕/博文章”有什么不好呢？好处也许在于，它们有着它们自身的较为严格的学术规范，也就是它们有着这类文章的文本格式、话语场域和思考习惯，或者说，这类文章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们不讲没有“学术水准”的话，它们不写没有定论或大致定论的判断，最重要的是，它们一般不写过头的评判。但“好处”另一面则是：它们有可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文论（过时的和时髦的）于当下的作家/作品，它们有可能只对已经有定论的或大致有定论的作家/作品发言，它们有可能为了自家的一己“独创理论”生吞活剥了作家/作品，它们有可能根本不顾“圈子”（即大学硕/博这样的平台）之外的受众的感受和感知，它们有可能只为了评级评优而做的功课……笔者于此开列的这个清单，也许全是笔者于此文的杜撰。但有一点我是坚信的，如果全国的文学批评期刊都如“东北一家”和“西南一家”这般以大学中文系的硕/博文章作为中坚作为重镇的话，那么，文学批评本来应有的尖锐和清新将会在这种富有“学术水准”的专业平台慢慢地丢失和老去或者“死去”。

　　我们知道，当下的文学批评（贴近最近的作家作品），大学的硕士/博士/教授，当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他诸力量都不可替代不能替代的力量———这也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笔者当然不是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崇洋媚外者”，笔者只是为了说明这则小文的由来提供的一个视角）当下的文学批评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以报纸为主平台的职业和非职业的文学批评家建立起来的当下的文学批评。众所周知，在西方的主流媒体里有两家悠久历史的报纸。一家是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一家是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Yew　York　Times）。在这两家平面纸质媒体上都开设了专门的“书评（Books）”（《泰晤士报》的书评置于“艺术”栏里，而《纽约时报》的书评则是专门为之设立的），而且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的“书评”几十年上百年来一直是最有力量最有分量的“书评”。没能让《纽约时报》“书评”法眼所及的书，往往不为读者所关注。而“书评”批评的则可以“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清新和犀利，是这些书评的共同品格。撰写这些书评的作者，除了大学教授外，很大一部分则是由报人、期刊编辑、书刊编辑、职业批评家、票友批评者等组成（这样庞杂的人员也就决定了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和多元性）。再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些书评——即当下的文学批评——里决没有“硕/博文章”。

　　那么，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是何时演变成“硕/博文章”的秀场的呢？这显然不是这则小文力所能及的话题。但是，对于这样的现象，方家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指出。“现在的主要文学批评家都活跃在高校里，都是当老师的”。但是，陈思和在指出这一现象时是为了证明“十七年文学”里的文学批评是官员们（如周扬、茅盾、姚文元等）所为（即高压和文艺政策的代言人），而现在的文学批评为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职责所为。前文已经说过，大学教师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不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所独有。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文学批评不应成为大学“硕/博文章”或“课题论文”的秀场，而应承担起文学批评的当下性和尖锐性。这就有必要再次回到笔者所采的样本上来。

　　在比较所采样本的三种文学批评期刊中，“上海一家”是最少或者几乎没有“硕/博论文”的气味的。即使是如有大学背景的李振声的《两个“古典”，还有一个“叙事”》和宋明炜的《〈大阅兵〉中的国家与个人》，就不是以“硕/博文章”的方式对批评对象给予的评判，而是以个人的经验和学术背景，谈论着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也应当成为文学批评是否鲜活是否有力的重要参数）的话题。李文的开头就是一个极富批评者个人经验的文字：“从诗人张枣离世后陆续公布的一些传记材料来看，张枣少年时代的最初习作，似乎起步于古体诗词，虽然技艺不免青涩和幼稚，却足以表明它们的少年作者，曾经是一位唐诗宋词的沉迷者。”宋文则从异国的“旁观者”角度，重新审示二十多年前一部带有浓厚记实性电影中的国家与个人纠缠不清的关系。这本来是一篇完全可弄得来非常学术性的文章，则在批评家个人的经验和细致入微的分析中消解了。就在“上海一家”的14篇文章中，笔者高兴地看到直指名家名著“命门”要害的文学批评文章。一篇是批评严歌苓　《陆犯焉识》（黄德海），一篇是批评阎连科《四书》（张定浩）。不看内文，只看两文的标题，我们就知道了两文的批评旨向。批评《陆犯焉识》的题目是《假花的秘密》；批评《四书》的题目叫《皇帝的新衣》。而这两篇有质感有力度，而且非常尖锐的文学批评文字，其作者刚好不是大学老师，而是“上海一家”的编辑（编辑的眼光和视角是与大学里的硕/博不一样的）。

　　写这节文字时，决没有对三种期刊扬此抑彼的意思，只是为了表明，即使如陈思和认为的“一般不会在报刊（恐怕只是‘报’而不包括‘刊’吧，引者注）上写文学批评”而只在期刊和专著发表文学批评的大学搞文学批评的人，一样可以写出清新而犀利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