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带来的是GDP“容量”的爆发式增长，带给我们的是，除了油然而生的大国崛起般的荣耀，由衷的个体幸福感却不强。实际上，前30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在于过分注重GDP，是一种供给驱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增长上注重总量扩张，偏失结构优化;分配上偏重于国家，忽略个体;只强调物质增长，而忽略了发展的本质也在于民众的福祉。其暴露的问题便是，过度的资源消耗，对人口红利的过分榨取，盲目注重效率而损害公平等等。

    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来说，2013年注定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历史节点，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还在于前所未有的改革契机的出现。改革或将被重新注解，发展也将被赋予新意。增长的质量、转型的突破、改革的方向、发展的意义，这些抽象的表达或将变得更为具体、贴切和充满力量。

    或成迈向中速的节点

    2012年三季度后，伴随着官方PMI连续多月回升，用电量的恢复性增长，包括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重回上升通道，一些先行指标反映出了经济向好的趋势。此时，有很多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出谷底，重回高增长通道。

    那么，2013年的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重拾高增长的信心呢?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短期内，中国经济仍处于调整期，2013年的中国经济仍将在结构调整和政策稳中求进中筑底徘徊，但转入7%~8%的中速通道将是大概率事件，迈向中长期中速增长，2013年或成为节点。

    其一，外围经济趋缓导致出口不畅，让中国的决策层和企业意识到，必须寻求更多的创新，夺取新技术的制高点，而不是继续简单重复产业链的末端角色，与此同时，外围经济放缓也警醒了欧美各国，迫使他们对自己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制造业回流或前往具有更廉价劳动力的地区成为一种选择，而这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而短期内，中国面临全球需求不振，在新技术产业替代方面或难有突破。“外逼”和“内醒”之下，出口滑坡将是不争的事实，短期显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

    其二，经济的短暂回暖主要得益于政策面支撑和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带来的稳增长效应，这种模式不会再有较大的可持续性。本轮经济刺激地方担当了稳增长的主角。通过批新区、批项目来拉动地方低迷的经济，地方政府仍旧在固守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地方融资增长便是一个信号，比如，地方政府依靠融资平台加速发债，前11个月，城投债发行规模累计达到4455.10亿元，同比增长92.66%，远超去年全年规模。而地方的这种公开的靠投资稳增长的套路，实际上与中央调结构的思路是有错位的，只不过今年特殊的政治过渡期得到了默许，一旦考核机制弱化GDP，2013年地方稳增长的动力将会降低。

    调整要惠及民生

    我认为，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应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转移，改变唯“GDP”是瞻和盲目的速度崇拜，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民众的福祉。

    从中长期来看，之所以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通道，则是基于对改革30年增长路径的重新判断。当我们审视当前的中国经济时，或许可以用“趋缓”、“困境”、“转型”等许多词汇来形容和描述它，但终归摆脱不了对其增长的本质和潜力的探讨和追寻。

    实际上，要实现结构调整，经济高增长就应该转向有质量的增长，不应过分在乎增速，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是否能惠及民生。只有民众共享了经济福祉，共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发展才有意义，才能让消费真正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应该从注重供给端的增长向注重需求端的消费转移。

    需制度重建和政策突破

    2012年，除了“增长”和“转型”，还有一个更为吸引眼球的“旧词”，那便是“改革”。改革提了30多年，如今，它又进入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库，登上了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是改革红利，十八大换届完成后，新一届领导层南巡，走基层，频频释放的改革信号，正是为下一阶段的改革预热和铺垫。

    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如何实现成功的结构转型，关键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最根本的动力在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及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和深化，而这两项改革的推进，还在于系统性的配套改革能否稳步推进。

    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将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包括进城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包括农民的工作，所以城镇化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我认为，应防止城镇化成为新一轮的城市化，固化或变异为拉动投资的手段，继而城镇化产生的内需扩大效应远远落后于拉动投资带来的土地财富效应。

    城镇化要提高质量，真正拉动内需，还应尽快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这两项关键性的改革。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只有改革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取消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待遇，才能打破不合理的城乡分割，从身份上赋予农民和城市市民一样平等的权利，使得农民享有教育、医疗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预计今年的城市化将首先从户籍改革入手，扩大中小城市和部分三线城市农民工就地入籍试点范围。

    土地不能自由买卖，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性供应，不仅造成了高房价，而且剥夺了农民获取土地升值的权利，使得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的收益。改革不公平的土地制度，便是让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充分流转起来，盘活农村宅基地市场，通过确权实现土地自由交换，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减少侵害和掠夺农民利益的不法行为。农民有了平等的身份、公平的待遇、合法的财产收入，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去体面地工作、生活，去尽情地消费，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有质量的城镇化。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涉及收入分配领域，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久议8年不决，总体缺乏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原有制度造就的既得利益格局难以打破。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模式，一方面，要改变的是国家、企业和居民三方中，国家占大头，企业和居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的窘境;另一方面，打破和限制垄断性行业和职工收入过高的格局。预计今年结构性减税除了营改增之外，应该会在8%的税收增长率上限之下，改革目前的税收征管制度，推进部分税种的合并，减少不合理的非税收入等。

    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既需要一个总体性的框架方案，也需要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不宜再久拖，鉴于目前的形势，应该尽快逐步推进，加速总体分配方案出台，制定阶段性的措施。

    人物素描

    毛振华，中国信用评估第一人，92派企业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中诚信创始人、董辅礽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