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似乎突然成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截至去年年底，有媒体盘点了近年来落马的副秘书长，仅省委、省政府一级就有8名，其中最高受贿金额达4700余万元。(5月28日《廉政瞭望》)

    腐败的“灾区”和“重灾区”越来越多，建设工程领域是“重灾区”，土地、房地产领域是“重灾区”，绿化工程是“重灾区”，59岁、35岁是“重灾区”……这会儿又来了“副秘书长”。

    而我认为，腐败既无轻重“灾区”之分，更无领域、行业之分。它的“灾区”只有一个——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出自思想家之口，却是自历史经验与人性逻辑而来。有些领域和人群，腐败发案率相对比较高，而有“灾”之说，看似有理，但从本质上说，“灾情”的起源都有着相同的共性，那就是规则的相同与相似，不管在哪个领域，也不管是潜规则还是明规则。相同的规则之下，出现“灾情”乃是必然，出现多大的“灾情”，则与权钱交易的“标的”有关；工程建设领域中的“标的”动辄几千万、上亿，且因近年来基础建设进入高峰期，所以就显现出“重灾”特征；然而其本质上并不存在特殊性——— 无非是哪里的肥肉多，哪里便更受垂涎罢了。

    “副秘书长成腐败重灾区”的命题，同样没有太大意义，需要研究的是，副秘书长这个岗位为什么能腐败？问题很简单，或有权，或与权力的距离最近，能够巴结、利用权力，成为权力寻租的中介。“灾区”太多，也就无所谓“灾区”；而“灾情”既然都由绝对权力而来，那么权力缺少有效监督的地方就都有可能成为“灾区”。

    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和小偷偷东西不一样；偷，是偷偷摸摸进行，隐蔽性强，而权力寻租，表面看似乎也在隐蔽进行，实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是台面上少有人敢站出来戳破就是了。潜规则或明规则，各种领域都有，比如一个事业编多少钱，中标的回扣是百分之几……这些规则从来都不是秘密。当你看到那些蹊跷、无法解释的情况，比如路政机关招人，学交通的进不去，但学旅游的进去了；有实力而又出价低的供应商不中标，但空壳公司报高价却屡屡中标……你就知道什么叫“灾区”。

    研究“腐败重灾区”，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但却属于本末倒置。反腐防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技术范畴的问题，而是权力监督与制衡的问题；什么时候，随便一个人都敢站出来质疑和戳穿那些公开的秘密，所有的“规则”也就都不管用了。但前提是“绝对的权力”变成“相对的权力”，任何一个小卒都敢于质疑的权力。到时候，我们会发现：研究“腐败重灾区”问题其实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