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虹指出，所谓“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其应是一整套“稳定预期”的政策，核心是构建一个覆盖全体居民居住需求的供应体系。比如，低收入家庭知道将享受的住房保障政策是什么;没有住房的年轻人知道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是什么;已有多套住房的人知道面临的住房政策是什么。

　　记者：部分热点城市涨幅居高的原因何在?

　　秦虹：从今年1至7月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来看，在全国600多个设市城市中，部分大城市房价仍呈快速上涨态势，多数城市房价基本稳定，少数城市房价呈下跌态势。品牌企业上半年业绩良好，但也有部分企业仍面临资金压力大、销售难度大的困境。经过十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扩张，可以预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告别了铁板一块的格局，今后分化将是常态。

　　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的背后原因，主要是人口流动导致需求增长的不平衡。特别是大量年轻人向就业机会更多、公共服务更好的大城市集聚，对住房产生大量需求，表现在20至35岁的首次购房者在大城市占比继续提高。

　　而相对于需求，上半年主要大城市的供应量不足。直到今年6月份，东部地区的住宅新开工面积还是负增长0.6%其中北京负10.1%上海负13.2%.在政策抑制投机投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房价仍然呈上涨现象，只能说明这些地方供求出现了失衡。

　　记者：我们注意到，近期郑州等一些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采取“限购”措施升级等新举措，对此，你怎么评价?

　　秦虹：最近郑州等地“限购”升级，主要原因应该是政府要兑现年初对外公布的房价控制目标，实现承诺。但在采取这一应急措施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各地政府对本地的供求状况必须要有更强的预见性，要有“疏”、“堵”结合的政策措施，否则仅靠“堵”的效果是难以持续的。

　　记者：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时期，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着力点在哪里?

　　秦虹：此时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着力点应是，在政策方向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政策措施上，不断优化和更具针对性。房地产的调控手段除了行政手段，还有土地、信贷、税收三种经济手段，应把握规律，择优实行。

　　其中土地调控的效果最为直接，在供求紧张的地方，应该加快采取增加住宅用地供应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重的办法缓解供求矛盾。信贷手段灵活性强，适合相机决策，应体现差别化，支持刚需，限制投资。税收政策是房地产市场必需的基础制度，稳定性强。税收作为调控手段，因其传导机制复杂，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且税的调整涉及法律法规，因而一般较少频繁使用。

　　尽管调控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但还应看到，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如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住房上捆绑了教育医疗等社会功能的问题、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问题等等，这些都对房价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却不是调控政策所能解决的，还需要体制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