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2日，王石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今年8月，王石告诉记者，他准备60岁的时候再试一次。王石自己感觉人生60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从海拔8844.43米的高度俯瞰能看到什么？王石说，其实，登顶那天云雾弥漫，能见度很低，还下着雪，什么都看不到。

登顶的整个过程中，王石都没有太激动的感觉，并没有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热泪盈眶。然而在成都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公司放了中央电视台拍的20分钟短片，播放到第一小组登顶展旗的镜头时，音乐一起，王石的眼睛猛然湿润了。

活得很自我的王石终于“登顶”了。他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依靠个人创业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8844.43米。建国60年，王石带领的万科集团，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攀登最高的山峰。

碰巧跳上一班驰骋的列车

王石或者说万科的成功根源于其不断的努力，并且碰巧遇上了一班高速驰骋的列车。

十年前，万通地产的冯仑在台湾见到王永庆。王永庆对他说：作为一个创业者，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可以让他取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你所在的地区、国家、民族的经济真正起飞，就这一次机会。

1988年12月28日，万科股票公开发行。对于万科来说，如果说拐点，1988年万科股改可以说缔造了万科今日辉煌的基础。

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2，由此拉开了万科的“光荣与梦想”。

1993-1994年开始的那次行业低谷，其严峻性或许不比2008年小。事实上，万科正是通过那轮调整才脱颖而出，奠定了自己在住宅行业的一席之地。

在许多发展商艰难度日的宏观调控期间，万科地产的规模以平均70%的年均速度递增，到1998年，万科突然发现自己排在了沪深两市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名。

在珠穆朗玛峰海拔将近8000米营地宿营时，夕阳血红。同伴们都出去看，说：“风景这么好，王总快出来。”王石没吭气。过了20分钟，他们又说：“你再不出来会后悔的，这是我们登了这么多山所看到的最美的风景。”王石说：“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王石总是在人生拐点来临的前一刻，保持体力。王石知道，目标只是登顶珠峰，任何与登顶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都一概不做。

2007年第四季度，当房地产行业亢奋不已的时候，王石的“拐点论”让他在业内受到不少攻击。

2008年1月25日，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拐点论并不是万科突然抛出的观点。“市场会从过快上涨过渡到理性调整，这是万科反复强调过的。大家可以看看万科2007年的定期报告，特别是中期报告，里面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万科的判断。我们的应对策略在根据市场发展趋势进行调整，比如在土地市场过热的时候，我们放慢了拿地的速度；比如在调整发生之后，我们部分城市的一些楼盘价格迅速调整到比周边同类楼盘低10%-15%的水平。以后万科会更加坚定、彻底地执行不囤地、不捂盘、快速开发销售的经营原则，这些都是需要付诸实际行动的，显然不仅仅是表明姿态。”

王石归零　万科归零

这是一句古老的韩国谚语：权力可以维持10年，而影响力至多可以延续100年。

影响力也有时间极限，随着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影响力的寿命越来越短，每一代企业家都是“各领风骚数十年”。

2009年万科的主题词只有两个字：“零”和“壹”。这一主题词的解读是“万象更新·美好明天”。“零”，既是原点，也是起点———放下往日的成功，修正过去的不足；以永远年轻的锐气，将每一天视为新的起跑点。“壹”，象征着希望，也代表着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迎接美好的未来。

撇去表面的喧哗，真实的购买力始终在悄然生长，而住宅业迈向成熟的步伐也从未停歇。作为一个自由准入的行业，所有资源和机会对每个参与者正日益变得公平。凭借一笔先得的资源就可以坐收利润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只有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行业中长存；只有那些转化资源效率最高、能以最低消耗创造最高性价比产品的企业才能最终赢得胜利者的桂冠。

万科归零。王石归零。机遇还在野蛮生长。

王石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的自律成为后来者难以逾越的珠峰。万科就这样和共和国一起成长。

万科与深圳的一脉相承：下海、上市、房改、归零

深圳原来念成“深川”

企业不要太在乎“国进民退”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您觉得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建国60年有没有契合点？1983年您也和当时的人一起下海到深圳，1998年遇上房改，然后又第二个吃上市的“螃蟹”，实际上万科也算是建国60年中在深圳一个很好的试验样本。

王石：深圳对我来讲挺有意思的。第一次知道深圳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我15岁到广州，看到很多很多货车从深圳到广州，那会儿我“圳”还不会念，念成“深川”，后来查字典才知道读“圳”。

12年之后当兵，当公务员，上学，最后到广州工作，做工程技术员，那时对深圳印象非常不好。中英一条街，沙头角，比较冷清；深圳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被淹死，更多的印象是围追堵截、偷渡客；我们做工程是在深港站，很脏，瓜果蔬菜、牲畜等，病的、死的、腐烂的，苍蝇、蚊子，一阵恶臭。

1982年春节建了特区后，一下就感觉到深圳在变化。到深圳就是赤手空拳开始做生意了。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1983年在深圳创业的时候。当时对我来说，深圳将来怎么样是不清楚的。1985年，有一次我在理发店理发，电视在播新闻，外汇宣布贬值，人民币一次贬值30%，原来是三块一，一下就贬值到三块九，那时我做外贸正好有800万美金额度，一下子少了64万美元，而我那时利润才500万！我当时感觉“嘎吱”一声，印象太深刻了。

1998年，记者问我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说政府支持啊。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态度很重要。现在中国还是这样一个大方向。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波浪式的，当然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多一些，进取显得强一些，但也不要太过于在乎“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时候也没见国企抱怨。市场经济一定是资源有效配置，如果证明是资源有效配置就会继续，如果证明资源配置效率低就会终止，这一定是市场经济的选择。

老实人不吃亏

2008年对我和万科都是非常难的

南都：上市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王石：上市是为了解决产权问题。当时万科是国营的牌照，但国家没有给他担保，经营到1300万的规模，这些资产是属于谁的？说是国家的，国家没投钱；说是自己的，又是国营的牌照。当时我的方案是五五；深圳市政府的意见是国家大头，国家六，万科四。我说你不要四六，三七、二八我都同意。因为这样产权鉴定就清楚了，产权清楚后就可以扩股、引进民间资本等，通过上市做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第二点，更重要的，通过分离确定下一步走什么样的路。当时参照香港上市公司条例和规范制定公司章程，万科当时决定一定要规范化去做，比如聘用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感到很奇怪，他们只做合资公司，国营公司一般是财政局来验收，你们一个国营公司要求我们审核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一直按着规范去做。可能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但万科认为未来一定会规范，我说如果未来不规范，我宁可做出口去，但我不可以不规范地做事情，这是我作为一个创始人的经历。这几年我常感慨，就是老实人不吃亏。

再往下就是小平南巡后改革开放热潮形成。1994年“君万之争”后万科一直做减法，非常明确地走专业化之路，没什么犹豫，也没有大的波折。没想到2008年，一个“拐点论”一个“捐款门”，无论行业上还是社会上，我和万科都被推到风口浪尖。2008年对我和万科都是非常难的一年。

万科悖论：市场不好的时候万科非常好

南都：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房改”，对万科有什么影响？您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如何预测？

王石：1998年之后2004年之前，城市中低收入住房供需矛盾不是很突出，有大量拆迁房来缓解，大量拆迁后进行补偿。但2005年后大规模拆迁已经过去了，但这不意味着中低收入的住房需求已经没有了。

中国这么大的地域，这么多的人口，各个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当然这得有政府财力保障。原来地方税是没有考虑这方面的，而且不但没考虑，原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靠卖土地获得的。将来应采取多元化的供给制度，对于万科来讲，就是如何把中低收入的廉租屋做好。

如果不是去年金融海啸，政府政策的放松，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上涨这么快。对万科来讲，一直处于主动，去年提前调价。万科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万科非常好，当然市场好的时候万科好，其他地产企业也好，市场越不好越显得万科好。

万科归零：钻政策空子终究被淘汰

南都：广东很多中小型制造业，尤其三来一补企业，很多生存已经很艰难，现在是一个新的纪元，像深圳这种创新型城市就是一个不断归零、不断出发的过程，您对社会转型比如深圳的创新怎么看？

王石：第一个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发展是10年还是20年、30年？很多目标都定得很短期的。就万科来讲，我们之前也走了很多弯路，我们为什么从多元化转为专业的房地产公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行业的竞争力，才能长远发展。现在全球一体化，注重分工和资源整合，只有做得非常专，才能规模经营，才能在行业中占有地位，这也是万科的考虑。

第二点，市场一定是波动的，你不能说市场好的时候就好，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不好，一定要看得更长远。比如万科确定做减法是1993年确定的，但就是那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宏观调控，随后1994年到1997年这四年对房地产市场非常不好，但万科还是坚定不移地一直做。一直到1997年房地产市场复苏的时候，在70多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中，万科排在第一位，在最低谷的时候排在了第一位。一定要从战略布局上往前看，做企业一定要从长远发展，一定是像下围棋一样，下这一步一定要算40步、50步。

中国改革发展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现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有和世界同步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不同的一面很鲜明的特征是和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很不一样，政策市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包括房地产，很多人都在研究政策，钻政策的空子，但我认为做企业的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考虑，更多的是质量、核心竞争力；如果从政策层面出发，你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中国的王石时间：捐款门、基督教、徘徊的灵魂、财富观

60岁依旧青涩

从张扬个性到社会公益

南都：您对“捐款门”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当时您说您虽然快60岁了，但依然很“青涩”，当时是不是觉得受了委屈？

王石：现在也很青涩。我没有新的要说了，该说的都说了。

南都：现在汶川的项目修建工作进展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建成？

王石：进展很顺利。2008年我们已经把学校和医院交付使用了，今年6月份幼儿园已交付使用，学校二期应该9月份开学就可以完成了，预计今年年底之前除地震公园项目外可全部完工。

南都：您会不会像比尔·盖茨、巴菲特一样，往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转型？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转型？

王石：这个不好比，一个世界第一富，一个世界第二富，财富个人拥有没法跟他们比。另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美国发展已相当成熟，美国慈善、捐款、资助等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平衡的有力构成。而中国一切都才开始，过去企业也好，社会也好，都是政府牢牢控制住的，现在改革开放让更多民营外资企业发展起来，在这方面万科走得还比较靠前。但民间N G O，做公益，这些在中国还处于成长初期，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如果社会是非常平衡健康发展，基本是三种力量的平衡：政府、企业、民间N G O，中国现在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说20年前我们向西方学习如何做企业，现在就应该是学习如何做N G O，但才刚开始。

2005年对我来说是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我个人的精力除了做企业外，更多的是个性张扬，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2005年后是和探险、生态环保、公益活动结合起来，就目前来讲，用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在公益方面，这是毫无疑问的。

改革开放

还应该从更深层面去探讨

南都：在《徘徊的灵魂》一书中，你提到假如有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你可能会选择基督教，为什么？

王石：为什么谈宗教，我个人从少年到现在一直都是无神论者，但这几年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开放，意识形态也在开放。过去对宗教信仰严格限制，现在却可以信仰自由。你相不相信是一回事，了不了解是另外一回事。《徘徊的灵魂》更多地涉及基督教和犹太教，应该是一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并不是说不信佛教而信基督教。

为什么对耶路撒冷那么感兴趣？我首先是个企业家，企业家探索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源头就是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学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其宗教之源，理所当然要予以研究，要知其一也要知其二。中国过去是西方炮舰、西方文化硬打开，而我们进行抵抗，从而形成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殖民反殖民的悲壮斗争。而我们改革开放是主动开放，通过建立通商口岸、建立特区主动开放，我们还加入了W TO，但以后会怎样？我们能不能长远地像西方很多公司一样有一百年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还应从观念的层面、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去探索。

60岁仍在徘徊

我们面临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南都：我有一种惶恐，您作为一个自制力和定力都非常好的企业家，现在却说还是徘徊的灵魂。这是不是说建国60年这样一个历程，您原来是一个执着的人了，在经历市场经济和接受西方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效益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等思想的影响后，反而让您觉得到了一个徘徊灵魂的阶段，尤其是您即将步入60岁这样一个很淡定的年龄段。

王石：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或许有人觉得都快60岁还在徘徊不正常，但我们处于一个剧烈大变动及社会转型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他敢说他早就想到了会这样，我也是如此，这跟年龄没多大关系。过去三十年没想到，同样下个三十年我们也没法预想。比较准确地说就是不确定，不确定的时候徘徊就很正常。这种徘徊恰好是在不确定当中在思考、探索问题，也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不满足现状，我还在思考、探索问题，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徘徊跟年龄没有关系，这不是直线逻辑而是波动式和螺旋的。徘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清楚原来路线对不对，另外一种就是否定自己，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否定自己才有生命力，你不能说我充分肯定自己，肯定我的过去，那基本就是保守，就没有出路。你怎么把我的徘徊看得那么消极呢？

南都：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王石：职业经理人，你不觉得我职业经理做得很好么？我也非常愿意报效社会，我个人具有这方面的才干。报效是有多种方式的，比尔·盖茨、巴菲特是一种，但中国的主要资源还是在大型国有企业，如何把大型国有企业改造运作起来，当然我很愿意借助这几年的经验，但它没用我，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有这个心愿。当时是这样想的，但现在人家做得非常好了，就没必要了。现在要做公益活动，在万科我也可以发挥我的作用。

马云李彦宏的创富模式极端化

传统产业更持久稳定

南都：您这一代企业家的财富增长模式都是一拳一脚打出来的，跟腾讯的马化腾、阿里巴巴的马云、百度的李彦宏那一代的财富增长模式很不一样，对这两代的创富模式您怎么看？未来的创富模式将是怎样的？

王石：从创富模式来讲，还是有点极端化。像比尔盖茨、李彦宏、马云，能成功的只是个别的，更多的是失败的，烧钱烧得一无所有的。时代不同，创富方式不同，但真正的主流应该还是一步一个脚印，不论是在IT行业还是传统行业。现在的IT行业，只要财富非常迅速积累的，他被取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周期会越来越短，传统行业可能更持久稳定，虚拟的网络不可能取代传统。它应该是怎么结合的问题。对社会的价值来讲，除了个人财富外，还有更加多元的东西。

南都：您的财富观是怎样的？

王石：我是受中国传统教育，对财富是看得比较轻的，当然我一定会想办法改变物质生活，也有追求物质财富的诉求，但到了一个水平就满足了，能养家糊口，生活不委屈就很好了，其他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社会价值的实现。 　

(作者：戎明迈 周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