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现和城市化进程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倾心于表现城市生活，反映城市人心态，挖掘人与城市的复杂关系，形成了当代城市文学蔚为大观的文坛景观。这些创作传达出的是新的社会文化转型与现代城市之人情世态的巨大变迁，其文化意蕴、价值指向与审美选择也较以前显露出许多质的新变，因之使得“城市文学”这一文学样态，无论在内涵外延，还是在当代文学史版图中的位置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尤其进入新世纪十余年以来，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强大吸附力愈加凸显。另一方面，相当一批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中，农村生活体验与乡土记忆本来就少之又少，如果对于中国乡土社会与中国文化传统再缺乏足够的认知兴趣和探索欲望，那么很自然地，他们的创作较之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作家，就会有更大的比例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它们以都市情感叙事、都市女性文学、职场文学、白领文学、青春写作、成长叙事、城市底层写作等形式广泛地存在着，在海量的网络文学创作中，城市文学亦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在今天，城市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文化人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学在今天的文坛上也已经是数量最为庞大、创造力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
城市文学还是都市文学
——并非可有可无的概念辨析
无论如何，这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面对这一转折，我们不仅需要重估城市文学类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也需要在研究角度和文学史思维模式上有所突破和更新。在研究界，“城市文学”这一概念一般都与“都市文学”通用，两个概念基本上可以随时互换。但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二者在语义上的侧重点颇有差异。
其一，“都市”特指大城市或者都会，而“城市”的范围就大得多，不仅包括大城市，也自然包括新兴的中型城市和小城市。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新兴城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线四线城市，就不宜以“都市”称之。这样一来，“都市文学”这一概念的涵盖性就不如“城市文学”的说法。
其二，“都市文学”的说法更加强调都市味道、都市感觉、都市心态和都市神韵，也就是说更加侧重于都市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描摹，因之很多的都市文学其实就是市井小说、市民小市民题材创作等。而“城市文学”的说法更加强调城市之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更加侧重于对城与人的关系、城市化进程与人性嬗变的关系的挖掘。从这一层面上讲，考察当代文学的现状与走向时，“城市文学”的概念较之“都市文学”也有着更多的合理性和针对性。
如果说在过去城市文学的地位无足轻重的时候，不太有必要去在意概念如何命名；那么在今天，当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偌大的存在的时候，就很有必要进行理论的正名了。
当代城市文学的空白期与先天不足
关于概念的辨析并非可有可无，更为重要的在于可以借助它考察当代城市文学创作是怎样在实践中为自身赋予文化内涵，并建构起自身的审美形态的。假如我们从广义上来理解城市文学，即把以城市为描写背景，以城市生活为创作题材的文本都视为城市文学的范畴，那么，当代文学伊始就有了城市文学的雏形，那就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故事虽然合理地同时也是小心翼翼地表达了“我”对于体验城市生活的愿望和对于城市情调的向往，但小说提出的核心命题——“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却也最早地流露出了当代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审美态度，即城市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他者”，处处充满了资产阶级陷阱的“他者”。如果说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北京城是一个“他者”，那么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大上海则更像是一个“敌人”，它用资产阶级“香风”恶毒地侵袭着人们。闪烁的霓虹灯成为城市的对应意象，一种被妖魔化的审美意象。在《青年一代》等其他涉及到城市背景的许多创作中，城市往往被想当然地视为人性堕落之地和罪恶的渊薮。
显然，仅仅以城市为表现对象而缺乏理性的现代城市意识还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学的发达需要作家不只是把城市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更要以现代性的视野把城市视为一个完全敞开的审美空间，一种复杂而不可逆的客观存在，一种有机而多元化的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新中国成立后30年城市文学付之阙如，到了整个80年代，亦是乡土文学一枝独大，城市文学则因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弱步缓行。
这时期，作家审美主体的现代城市意识虽然未能全面建构起来，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其一是城市文化意识的觉醒。以陆文夫《美食家》等为代表的市井小说对于市民社会的表现具备了文化的自足性，让读者感受到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不过，这类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带有地域文化的色彩。其二，作家主体开始热情地投入到现代城市结构之中，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观察者和描摹者。像刘心武《王府井万花筒》《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等创作倾听现代城市文化的脉动，及时地捕捉并传达出城市生活深处的嬗递过程。其三，作家主体开始突破乡土经验限制，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最初体验者和传达者。像徐星的《城市的故事》《无主题变奏》和陈建功的《卷毛》等都能够从人物心理的层面揭示出城市文明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成为80年代城市文学中对青年人最富有感染力的文本。
当然，从现在来看，80年代城市文学所表达的现代城市生活及其隐含的现代城市意识显然不够丰富深微，缺乏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不过这不能归咎于8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远远不够发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尚且有“海派”、有张爱玲影响深远的都市文学创作，80年代的城市化至少比半个世纪以前发达。追根究底，这与作家主体审美精神的欠缺有关，也与80年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以及中国乡土文化的强大传统的潜在制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