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坐下来仔细想一想，觉得其中的复杂性好像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拿文学批评言说的对象——作品来说，作品可分为“老人老作”和“新人新作”。“新人新作”如刚出炉的面包，颜色鲜亮，蓬松芳香，面对这块面包，文学批评此刻要扮演的是“美食裁判”的角色，要对作者和读者表达明确的判断：好还是坏，以及好在哪里，坏在何处。这是文学批评要面对的问题。我有时看《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对一些新作品，评论者大多直抒胸臆，好、坏还是一般，明确表达自己的赞美或者批评。而所谓“老人老作”，已是经过时间淘洗、形成基本共识的经典作品，对这类作品，文学批评要面对的，当然不是好或者坏的判断，而是“本体研究”的批评了。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一篇谈海明威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的文章，对海明威小说的分析，已经达到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发现了，堪称“小说本体研究”的范例。那篇文章叫《 关于时间和风格——海明威论 》，作者是美国评论家厄尔·罗维特和格里·布伦纳。

　　再拿文学批评言说的另一个对象——作家来说，作家也可分为名家和新人，名家新作和新人新作一样，文学批评面对的首要问题，仍然是要判断其好与坏，这好与坏的判断，又来自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比较。纵向是与自身的比较，与名家之前的作品比较——好与坏？得与失？横向比较，则是将名家新作置于中国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史的坐标中，做出分析——这其中的批评既涉及到好与坏的判断，又涉及到文学共识上的本体研究。

　　所以说，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文学批评有时要面对的是“好与坏”的判断，有时要面对的是“本体研究”的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读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信任逐渐丧失，文学批评吹捧、虚假、平庸、乏味、圈子、自说自话、惟利是图……这些词儿，成为读者诟病文学批评和不再相信文学批评的理由。我倒是觉得，文学批评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重新建立起文学批评与读者(包括与作家)之间的“信”——相信、信任，读者信任批评家和他的批评，相信批评家的艺术判断和批评品质，以及被他优雅的表达征服。要完成这一任务，文学批评应该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即对一部作品做出“好与坏”的真诚且负责任的判断上来，如鲁迅先生告诉我们的朴素道理：“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不仅于作者有益，而且于读者也有益，于整个文学批评生态也有益。

　　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里的“真正”二字，对批评家来说，其实是在拷问批评家的批评价值观：一方面，“批评家”这顶帽子带给人优越感，仿佛真理在握的样子，在这种有些虚幻的优越感下，批评家是否会以一个知识优越或者思想优越者的身份，来捧杀或者棒杀一部作品呢？还是会以一个谦卑的普通读者的身份，表达自己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判断好还是不好呢？另一方面，“批评家”这顶帽子有时也是灰暗的，与那些光芒四射的作家作品相比，批评家会自问，一篇批评文章的生命力有多久？一个出色批评家的声名能穿越多少时空？更不用说对那些很快便会销声匿迹的作品的批评了。一个批评家总会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纠缠之间摇摆着前行。

　　无论怎样，如果从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算起，文学批评这门古老的事业已经存在将近1800年了，它还会继续下去。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以为，从本源上来说，是建立并维护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无论批评是面对喜欢与不喜欢、好与坏，还是本体研究，都是在为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而努力，这文学秩序是在“个人偏好与政治偏向之外”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问题。

　　有时候，我还愿意相信，文学批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它是批评者的生活感悟、生命体验与作家作品敏感地碰撞之后，所生发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文学作品的判断，更是一种关于人、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表达。也许这样讲有一些玄妙，但是作为一个批评者，回答“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