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著名学者、作家、安徽女婿余秋雨现身合肥，在安徽大剧院进行了一场题为《国际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的讲座。余秋雨表示，对安徽充满感情，“由于我的文化思考，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马兰，马兰本来准备今天也要来的，但她朋友太多，又怕现场会影响我的思考，所以她现在正在合肥的街上闲逛。”书归正传后余秋雨开始了精彩的“文化之旅”，并给出了自己心中对于文化的定义。

    说文化夸宋元

    “文化是一种养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提升文化就是要明确、提升和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一个集体有没有文化就是看你的集体人格。鲁迅当年把它概括为国民性。”余秋雨表示现在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够，他举例道：“就像一个巨人来到了一个闹市的街头，我们知道他是走了很远的路来的，但谁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大家都很惶恐，他会做什么。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伟大的罗马在公元7世纪不到五万人，而唐朝的长安那时是一百万人口，“吃的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药，流行的是波斯的服装，幸福指数极高，标志是人人都在写诗。”

    宋代也非常了不起，是一个非常文明的朝代。“宋朝的时候，中国的全民生态非常优秀。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心图像是什么，《清明上河图》。”至于宋朝打仗没打好，余秋雨笑言：“成吉思汗占领了半个亚洲，占领了半个欧洲，谁也没打过成吉思汗，你怎能要求宋朝打过呢？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敌得过游牧文明。”

    余秋雨直言，很多历史学家对宋元两个朝代持有不客观的评价，“中国文化一直缺少戏剧，孔子孟子屈原陶渊明都没有看过戏，可元杂剧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和世界所有戏剧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一点都不羞愧。元代不到一百年，戏剧发展到这种程度让人惊讶。”

    挑毛病找支点

    余秋雨概括，中国文化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三个“道”，“在人格的构建上，中国建立了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的核心是德，利人利他利天下，这就是德；第二点就是在行为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像中国的很多节庆就是礼仪训练；在思维上，我们普及了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做老好人墙头草，而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中指的是取中间值，庸指的是取寻常态。”

    相对于三个优点，余秋雨也给中华文化概括了三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严重缺少公共意识，上对朝廷下对家庭就忠孝两全了，没有想到两者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一大盲点，康德说过，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才叫知识分子；第二个毛病是严重缺少实证意识，可怕的不是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可怕的是没有实证意识的民众起哄；第三个就是缺少法治意识。”余秋雨表示自己曾和金庸老师开玩笑，“什么叫侠客，就是一群远离法律的人，什么叫江湖，一个远离法律的地方。”

    挑完毛病，余秋雨给文化传承找了四个支点，不要过多强调地方主义的宏观支点；摒弃盲目复古的创新支点以及和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审美支点和生态支点，“ 对生态文化要虔诚，不要老想着用文本文化去笼罩它。鲁迅他在天之灵应该也希望自己成为家乡山水的儿子，而不希望家乡山水成为自己作品的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