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讲话》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国革命文化运动的航程，哺育了几代文艺工作者，对我国文学艺术、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根本性问题，不仅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完全立足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延安文艺工作者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和复杂的人生阅历。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很多同志“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毛泽东同志将这一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可谓切中要害。

　　《讲话》指出：文艺究竟是为什么人的？立场不同，答案自然也各不相同。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文艺与党的宗旨、任务相一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来都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为了人民大众。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在此基础上，《讲话》还就服务的方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文艺工作的创作机制等一系列关于文艺活动的重大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

　　《讲话》正确引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把文艺工作队伍很好地组织了起来，推动了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讲话》也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我们党的宝贵政治财富和思想财富。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产生人民艺术家、文化活动家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来自“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宣传部门的骨干，他们发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优良传统，在文艺服务人民方面作出了更多、更新的贡献，堪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10余位研究人员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他们是：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王燎荧、天蓝、井岩盾、卞之琳、曹葆华等。作为第一代文学所领导班子，以何其芳为代表的文学所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积极组织学术活动，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了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沙汀、陈荒煤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学所领导班子，依然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学术方向，坚持学术为人民、为中央和政府决策服务的原则，积极配合中央推进思想解放，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文学学术界的春天。可以说，文学所的发展与“鲁艺”密切相连，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指导下走过来的。老一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始终不渝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学术精神，对文学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剧烈变化，在学术事业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少数学者思想不端正、追名逐利，甚至存在学术品质不端等道德问题；学术研究本身则存在风气浮躁、不接地气、脱离现实和人民的现象。这些情况令人担忧。

　　面对学术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乃至乱象，我们确有必要重温《讲话》，确有必要重提学术研究“为了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只有明确学术研究的根本宗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坚持大众化与民族化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

　　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本质也是为了人民群众，也要依靠人民群众。如果学术研究不关注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又怎么会关注学术研究？树高千尺在根深，学术研究只有立足于人民群众，才能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如果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凋零枯索。那么，学术工作者究竟该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呢？《讲话》的发表，“鲁艺”的实践，给我们指明了两个方向，一是大众化，二是民族化。

　　大众化的方向，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这就是说，要做到文艺与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的普及。

　　何其芳同志创办文学研究所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做好普及工作。他根据各位专家的特长，邀请他们编选经典读本，反复打磨，遂成精品。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的《史记选》，钱钟书的《宋诗选》，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都是大专家编写的文学读本，前后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何其芳同志又考虑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普及知识加以系统化，于是仍以这些专家为核心组成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先后编纂了综合性的《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通论性的论著，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赞誉。这些专家的名字，往往是与这些文学普及读本和综合性论著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化的方向，就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民族的形式和特性。中国文学的形式和特性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久弥新。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也必然遵循这种形式和特性，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指出，民族化本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借鉴不等于照搬，更不等于创造。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问题。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强调，“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无论是古代的遗产，还是外国的精华，最终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过滤，然后决定选取哪些有益东西播种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