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考察哲学史时曾深刻地指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次序的进程。“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但我们必须将这些哲学的特殊原则作为特殊原则，和这原则之通过整个世界观的发挥区别开来。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页。)文艺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当代文艺理论界对“多元化”理论的批判上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是不断进步的。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多元化”的理论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这种“多元化”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多元化”的理论既冲击了文艺界的僵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即这种“多元化”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贬为百家里的一家，多元里的一元。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主要从政治上对“多元化”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不过，这种批判虽然猛烈，但却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不少人由于逆反心理和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极力抵制批评(包括正当批评)，尤其反对政治批评。这未免矫枉过正。其实，在特定时期特定时候，政治批评不但是及时的，而且是必要的。英国当代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这部专著里指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文学原理引论》，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而“对于文学理论，不应因其具有政治性而横加责备，但它们隐蔽地或无意识地具有政治性——表现为‘技术性的’、‘不需证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真理的学说时所具有的欺骗性，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看出这一切不但相互联结，而且是为了加强特定的人们在特定时间里的特定利益的。”(《文学原理引论》，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伊格尔顿认为真正应该反对的是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的性质，而不是文学理论的政治性。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丧失锋芒的重要原因就是遮蔽了这种必要的政治批评。

　　随着历史的位移和主次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论”的理论在成为一些作家艺术家不思进取的借口时主要维护了一些不合理的文艺现象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在指出“多元论”理论的这种危害的同时则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认为这种“多元论”的理论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是搞折衷主义，是形而上学。这是一种“亦此亦彼”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思维离不开判断，它总是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哪有什么只是肯定从不否定的“思维方式”呢？所以，鼓吹“多元并存”，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它无原则地把内部互不联系而且根本上互相冲突的观点或学说结合起来了。这种“亦此亦彼”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只看到了事物相互间的联系，忘了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因而不可避免地搞中庸调和。这就将必要的政治批评和深入的理论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无疑是当代文艺理论的进步。

　　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抵制殖民主义文化的侵蚀和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时也是愈来愈自觉。在抗拒殖民主义文化的侵蚀时，有的文艺理论家提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文艺观。这种民族文艺观显然没有区分真正的、进步的、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与那些消极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接着，有的文艺理论家则认为只有那些真正的、进步的、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才是属于世界的。而那些消极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从来都不会作为一种富有民族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被保存下来，它们迟早都会被抛弃，更不可能会成为世界的。这种民族文艺观虽然区分真正的、进步的、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与那些消极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但却没有彻底超越民族的局限。其实，如果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的、优秀的东西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丰富，不是对人类文化的创造和推进，就很难融入人类文明中。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促进的历史。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前行和发展，也不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平行地行驶；恰恰相反，它们总是经历着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吸纳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发展过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种化其他民族的腐朽为本民族的神奇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民族文艺观强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有利于克服民族文化的局限，而且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化融入人类文明中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可见，中国当代民族文艺观是不断成熟的。

　　而既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是一个有次序的发展进程，那么，文艺理论史家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时就既要看到各种文艺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们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影响(甚至是轰动效应)的一些文艺理论。

　　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些优秀的文艺理论是拒绝和批判现存狭隘需要的，有时很可能就不如一些迎合现存狭隘需要的片面的文艺理论影响大。这时，文艺理论史家就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清理和反思文艺理论的发展中还公正于一些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文艺理论家及其文艺理论。可是，中国当代不少文艺理论史家则过于重视一些文艺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甚至从狭隘需要出发推崇一些片面的文艺理论，而不是在辨别是非中并打捞那些湮没无闻的优秀文艺理论并使之大放光芒。久而久之，这将极大地扭曲文艺理论家的创造人格，严重影响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尤其是一些文艺理论史家在文艺理论史中根据个人关系的亲疏和好恶遴选文艺理论家及其文艺理论，更是极大地挫伤了文艺理论家的创造活力。这种文艺理论史的遴选必将遮蔽一些文艺理论家及其文艺理论，甚至遗漏一些重要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成果。而这种遮蔽甚至遗漏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实用主义倾向，即中国文艺理论界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缺乏全面而科学的反思，不能真正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而是各取所需，而且反映了有些文艺理论史家“文人相轻”、互不尊重的恶劣作风，即这些文艺理论史家不是尊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成果，而是拒绝承认并吸收他们的理论成果。

　　全部哲学史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不是一个死人的王国，同样也不是一个长生的王国。中国当代一些文艺理论史家在文艺理论史中罗列文艺理论家的一些文艺理论时没有任何批判，只有肯定，竟将全部文艺理论史当作一个长生的王国。这些文艺理论史家孤立地认识和评价文艺理论家的文艺理论，既不可能看到这些文艺理论的局限，也很难准确地把握它们的真正创新。在这种文艺理论家的集合和堆积的文艺理论史中，这些文艺理论史家不是鲜明地指出那些对立的文艺观并积极解决这种文艺理论的分歧，而是为了维护与这些文艺观互相矛盾的文艺理论家的和谐关系而毫无保留地肯定了那些对立的文艺理论。显然，这些文艺理论史家维护了与一些文艺理论家的所谓人际关系的和谐，但却牺牲了客观真理。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些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观是相互对立的。有的文艺理论家从伟大文艺作品观念出发，只承认伟大文艺作品，而看不到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现实的合理存在，陷入了虚无主义泥淖。这种文艺观只看到了一般文艺作品和伟大文艺作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文艺的多样存在。有的文艺理论家从文艺世界全部、整体的存在出发，要求包容并承认文艺世界的整体存在，而不区分这个文艺世界的好坏和优劣，陷入了庸俗哲学泥淖。这种文艺观要求从新的文艺创作现象概括出的新的文艺理论思想固然不错，但它却没有认真区分新的文艺创作现象的好坏和优劣，这实质上就是承认凡是新的文艺创作现象都是合理的。的确，文艺理论家需要充分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艺，但绝不能放弃对这种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艺的批判和改造。否则，就为媚俗、庸俗、低俗的文艺作品大开绿灯。而有的文艺理论家则既反对只是看到文艺世界的联系，也反对只是看到文艺世界的差别，而是要求既看到文艺的理想和文艺的现实的差距，又看到文艺的现实正是文艺的理想实现的一个必要阶段，绝不能因为有些作家艺术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理想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这三种文艺观显然是对立的。可是，有些文艺理论史家在总结和梳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时不是积极解决这些文艺理论的分歧并把握文艺理论有次序的发展进程，而是全面肯定这些互相矛盾的文艺理论。

　　还有一些文艺理论史家在文艺理论史中不是从理论上解决文艺理论的分歧，而是以善变来应对这些文艺理论分歧。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中，这种善变现象是较为普遍的。毋庸置疑，文艺理论史家应该坚决肯定那些追求真理的与时俱进，坚决否定那些以狭隘利益为转移的善变。本来，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们却不是追求文艺理论的完善和丰富，而是随波逐流，在理论的来回折腾中消磨了这些潜力。因此，文艺理论史家应该关注并深入地探究那些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上的善变现象，努力促进当代文艺理论人才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