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拿着中国数据、中国资源说事，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对传统资源、对中国现象的研究和总结显然还是缺乏一定深度的。中国学术应该到了我们变成主流话语的提问者、创造者的时代了，要在别人讨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变成主要的发言人。

　　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其中也蕴含着诸如有学术而少大师、学术评价标准不应量化、行政学术一体化等带来争议的问题。12月8日，来自各大高校、研究所、理论学术性报刊杂志的学者、编辑、研究者，包括金永兵、刘曙光、董京泉、喻阳、章宏伟等数十人齐聚燕园，对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 《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的新著《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展开研讨，对当下学术现状及热点问题各抒己见，也对该书的选题意义、主要学术成就和特点、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从自身学术实践出发，提出了中国学术研究到了转型阶段的看法。

　　被误解的“为学术而学术”

　　古时传统士大夫会面，可能会谈及国计民生，谈及如何做文章，而当今两个学者遇到，谈的恐怕会是“你在做什么项目” 、“你在研究什么课题” 。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量化标准，迫使高校教师不得不首先关注发论文、做项目。陈跃红在发言中坦言现在的学术机构大多只关心数量，关心本机构内人均发表多少文章、人均科研总量、人均科研经费总量，至于研究成果真实的学术价值到底怎样，很少有人关心，这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陈跃红介绍道，最近教育部的一个讨论中有资料显示，按照人均科研量、人均发表量、人均经费量算，北大中文系可能会在很多院校后边，但是有一个指标北大中文系超过其他院校，即论文发表的被关注、引用率是全国最高的，排名第二的院校只相当于北大中文系的一半。他以此强调：发表论文要关心的不应是数量多少，而是它在社会上有没有引起反应。

　　“常常被人们误解的一句话是‘为学术而学术’ 。 ”陈跃红这样说，他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学者必须有一种能力，即对未来世界发展的重大需求及其趋势有一种预言性，有一种真正深切的感悟和特有的感觉，如果单纯是做学术，就无甚意义了。在近期与南半球六所高校人文院所的交流中，他注意到，这几所院校的研究选题一定是跟国计民生、文化发展、社会需求、人的焦虑等有关的，甚至和现在的年轻人及整个一代人的价值观连在一起，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相较而言，我们的学术则对此不大关心，“我们现在做学术，只是到研究的文章里面、到研究对象里去发现我可以说的和别人不一样的话题，而不关心这个话题对社会有没有用处。 ”

　　作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陈跃红曾经清理了中国三十年来的英国作家哈代研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三十年前他们说哈代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罪恶，过了五年他们说哈代的作品反映了人道主义精神，再过五年，他们说哈代的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人的异化与回归的主题，近些年他们又把哈代和生态文学联系到了一起，说哈代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破坏表示出一种厌恶。他越看越担心：这样的研究做下去，恐怕下一步哈代对转基因也要提出意见了。他让他的博士生去做一件事，让他们把这些研究哈代的论文中引用的哈代的作品全部拿掉，换其他作家的作品，换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进去，结果发现与论文照样吻合，换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进去，同样很吻合。陈跃红不禁质疑：这样的学术有什么意义呢？“中国人的学术研究在不断地给国外做注，与中国人的国计民生、中国人的焦虑、中国现行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拿现实的东西去贴那些经典作品，这样的研究在中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

　　中国学术研究到了转型阶段

　　“中国学术研究应该到了一个转型的阶段了。 ”陈跃红一语惊人。不过细想，这也的确符合中国学术现实。他解释道，这种转型就是说，从1840年之后，到1919年，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拼命地向西方学习、做学生，我们从他们那里拿到了方法然后处理中国问题，这当然很重要，但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我们永远追随在别人后边，而且因为我们在学的同时西方也在发展，我们永远也学不完。“80年代我们是生怕跟不上西方， 90年代我们走到西方去学习，那时我们的对话关系是不平等的，所有的热点、焦点问题都是他们提出来的，我们只是回应人家这些问题。 ”陈跃红指出，到了今天，很多国际会议需要中国学者作为问题的提出者、作为元话语即主要话语的提出者，中国学者的问题也被讨论得越来越多。以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为例，陈跃红从上世纪90年代就有参与，在他看来，以前的会议主题都是别人在讨论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学问题来生产他们的著述和观点，而现在出现一个明显的、大的趋势，就是最近十几年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资源来生产他们的问题了，八大山人、昆曲、《老残游记》 、中国民间文学等等，都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主题。这也令陈跃红看到一个新的问题：西方学者拿着中国数据、中国资源说事，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对传统资源、对中国现象的研究和总结显然还是缺乏一定深度的，他强调，应该到了我们变成主流话语的提问者、创造者的时代了，要在别人讨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变成主要的发言人。

　　立足传统，总结中国现象，反映真正的焦点

　　中国学术要成为一个提问者、一个元话语的创造者，需要怎么做？陈跃红认为，我们必须立足两点：第一，立足我们的传统。以翻译理论为例，他指出，西方的翻译理论是一个人既懂得本土语言又懂国外的语言进而翻译，中国自古至今的翻译则是群体的，大家坐在一起，你懂梵语，你懂古汉语，你懂巴利文，然后你们一起来集体劳动，这种翻译理论一直到林纾都在流行，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来总结东方的翻译理论，最多只是说说，没有人真正去研究、去关心，因为研究难度大，需要懂梵文、懂西方《圣经》翻译历史、懂英文等等。东方的翻译理论暗藏着与西方翻译理论、也与今天说得最多的那些翻译理论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这才是东方可以提问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方法论，就要从古典文学抓起。第二则是对中国现象的总结，这需要对中国当代学术史进行非常仔细地爬梳进而重新发现，陈跃红举例道，如果不重新发现，就不会知道钱锺书的学术方法论有多重要，不会发现他的方法论来自中国古典的东西有多深刻，“西方的引证只引证经典的著作，不是柏拉图就是亚里士多德，而钱锺书不仅引用中西的经典理论，也引用中西的经典文学，他还引用中西的通俗文学，引用街谈巷议，更进一步他干脆拿现实来说事，这就构成了他的论述、引证的方法论的特殊性之一” 。对于钱锺书的方法论，国内并没有深层次的研究。陈跃红强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更仔细地爬梳中国学术热点，反映真正的焦点问题非常重要，“当社会上出现一个问题大家一哄而起讨论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是热点、焦点，焦点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文学发展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才是真的热点，而不是伪热点、假热点。

　　正是在此意义上，陈跃红肯定了《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此外，与会者一致肯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的出版是学者自觉关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有力例证，书中展开论析的关于新时期学术规范的讨论、学术评价的讨论、学术大师的讨论、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研究生教育的讨论、中学语文教育的讨论等问题，都是新时期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重要学术现象和重要学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