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指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涉及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经营型集体建设用地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入市，以及农民的住房财产权允许抵押、担保和转让，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农村的改革范围，对整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对很多非农村的人民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陈锡文认为，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体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财产权利的制度，二是关于土地利用的制度。“我感觉，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即更多偏向了土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而忽视了对土地的用途管理。”

　　陈锡文坦言，这种偏重也有其必然性，因为过去对于土地权利人的权利重视不够。“但是，一个完整的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必须保持平衡，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和保障用途规划才能够实现。”他称。

　　对于备受诟病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陈锡文解释说，“基于土地是有限的资源，土地用途管制不能理解为计划经济，实际上凡是市场经济发育完善的地方，土地的用途管制一定是比国内还要严格。”

　　陈锡文认为，在土地利用领域，至少在农地规划利用这个领域，市场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作用要在用途规划和确定的范围内发挥，因为土地是分类的，不能跨界使用，在每一类土地范围内需要更好发挥效益时，才能让市场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