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很多地方因无法完成稳定房价以及保障房的双重任务，纷纷自己出台调控政策，以免得受到“过分关注”。然而，调控问责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这些年来调控政策虽然繁多，但无外乎两个目的：一个是大力建设保障房，一个是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建设保障房任务这些年来才有些起色，而稳定房价的目标，不但没有达到，反而促成了房价上涨。而监督地方政府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主要也有三个：其一是确立房价调控目标，其二约谈上涨过快地区的领导，其三是派出巡视组进行监督。

　　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的调控政策在现实中执行的并不到位，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被媒体戏称为“空调”，问责也落实的不到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发生呢？

　　第一，房地产调控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并未取得一致共识。政府到底有多大权力干预房地产市场，这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老命题了，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在于，一些人认为这些年来房价一再上涨，是因为政府缺位甚至有意放纵房价，调控政策没能击中要害，另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年来房价越调越涨，主要是政府不适度的干预所致。因此，调控政策本身存在巨大争议，特别是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这一形式。不一致的共识是导致调控政策得不到执行，问责无从落实的重要原因。

　　第二，调控政策本身具有含糊性和不连贯性，这导致无法清晰认定地方官员的责任。虽然说含糊性有利于地方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进行调控，然而，过于弹性和过于含糊的目标，注定是无法落实责任的。政策的不连贯性主要体现在调控政策往往管几个月，以前出台的政策往往朝令夕改，这也导致地方官员无法执行调控政策。

　　第三，客观条件也制约了地方官员建设保障房和稳定房价的努力。这些年来房价上涨，固然有政府调控不力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供需确实处于失衡状态以及制度性因素诱发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我们金融体系放纵了我们的货币超发，我们的土地垄断放大了我们土地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我们的地方与中央事与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无力承建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房，也无动力维系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第四，地方政府依赖房地产经济来拉动GDP的增长，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依靠土地市场的垄断，地方政府追求土地价值的最大化，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暴涨土地价值“不贬值”，而执行各种各样的调控政策，等于自掘坟墓，因此，地方官员不愿意执行调控政策，只要GDP发展起来了，责任可能就不那重要了，相反，如果将房地产打趴下了，GDP数据很可能就很难看，责任就大了。

　　第五，中央与地方追求的价值有不一致的地方。中央政府既要保障经济发展保有适当的速度，也要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分化导致的社会不公，而地方政府则更侧重于经济增长。

　　最后，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舆论主体在客观上的差异，很多消费者无法正常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消费者承担了房价上涨和调控不力的后果，然而，很多人无法表达自身的诉求，也无法对调控政策执行效果进行有效地评价和监督。

　　实际上，调控政策执行不力的责任落实问题并非问题的主旨，关键是当调控一再沦为空调甚至不再调控的时候，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房地产市场对于整个经济节奏的冲击，以及房地产市场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健康与否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经济节奏是否能够适度转换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