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个房叔，因为他坐拥四处房产，而且还都是特别宽阔特别豪华特别值钱特别稀有的房产。一处在上海市区，占地10亩；一处在上海郊区，占地15亩；一处在杭州西湖，占地30亩；一处在青岛租界，占地9亩。那时候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杭州、青岛人满为患、寸土寸金，房价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城市，普通市民求立锥之地尚不可得，绝大多数上班族无力购买哪怕最小最简陋的房屋，只能租蜗居、当蚁族，他们要是得知康有为老师名下竟有这么多不动产，肯定会集体羡慕死。

像康有为这样的房叔，在民国并非特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上海南京西路拥有一整片社区，主政江浙的军阀孙传芳在上海马当路拥有130幢大楼，袁世凯的爱将张敬尧去河南镇压农民起义，一夜之间能在开封、洛阳和郑州三地购置几千间瓦房，并娶下十几房小妾。还有大名鼎鼎的东北王张作霖，在沈阳有楼房10幢，平房409间，在哈尔滨有楼房700间，平房3000间，入关以后又在北京买了一座王府！除了这些军政大腕，平头百姓当中也有房叔。还记得陆文夫先生写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吧？主人公朱自治的父亲只是民国上海一个普普通通的房产交易商，却在苏州买下了一整条巷子，让子孙后代仅凭收房租就能吃喝不愁。

房叔跟房叔不一样，有的房叔决不暴殄天物，房子住不完就租出去，例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曾经委托英商爱尔德洋行代理出租他名下所有的空房，袁世凯的部将张敬尧也曾经派专人经管他在郑州商业中心苑陵街的空宅和空地，分别出租给十几户人家。有的房叔却不把那些租金看在眼里，他们宁可让房子空着，甚至还要倒贴钱雇人看管，也不屑租给别人住。像康有为和张作霖就属于这第二种房叔。

正是因为有第二种房叔的存在，造成民国时代虽然一直有超半数市民买不起房，同时一直也会有相当数量的空置房。据1934年中国地政学院学生魏树东调查统计，当时北京共有1190536间房产，其中6827间楼房、50506间瓦房和44369间平房长期空置。同样在1934年，上海常住居民已达300多万，其中大约150万人无力买房或者无力租房，“大多数的勤劳大众住茅棚、睡马路，而在另一方面，空着的房屋却有9000余幢。”

所以张恨水认为民国时代并不存在房荒，他说：“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极少数人反有房多得照顾不过来的痛苦。”

民国上海空置房的数量在1935年达到顶点，因为1935年刚好碰上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一般人民之经济过于薄弱，而房地产商造房则漫无节制，供求不相等，年来房屋空关之速率与日俱增，静安路伟大公寓、南京路之某商场，建成后均无人问津，房地产商头寸不灵，银行钱庄一改常态，拒绝房产押款。”陈存仁老先生也在其著作《抗战时代生活史》中回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战前空屋之多不可胜数……永利坊还有空屋二百多间，因为房租太贵，空置已达两年，一般居民都裹足不前，而外来的逃难客也对之不敢问津。”

拆借巨资把房子盖好，本想赚一大笔钱来着，结果弄得无人问津，长期烂尾，我估计开发商到这个地步也该跳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