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和作家所形成的声音缺乏独特的音律，独特的音律依赖于独立的思考与立场，当代作家缺乏独立的文学立场和主张。今天追求某种时髦，明天模仿某种主义，后天又想表现自我，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意志。

　　我不赞同顾彬先生“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说法。但是，我非常欣赏顾彬先生近期与李雪涛先生《对谈》中表达的一个观点。他说：“我认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位作家。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声音。所以我要问，中国有这样一个声音吗？……1949年以前好像有过，就是鲁迅。而这之后呢？还有吗？还需要吗？”（《万象》2010年第二期）

　　一个称之为成熟的作家，他绝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昧着良心去随波逐流，为功利而写作，一味地迎合某种需要，陶醉于低俗、媚俗、庸俗的市场效应，面对时代，面对社会，面对芸芸众生，面对现实，他必定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不为别人所左右，这种声音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声音。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国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英国有个名叫赫德的在1895年就给中国画了像。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鲁迅先生时期我们国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国家的状态如此，民族和国民的状态可想而知。鲁迅先生心痛地看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家、民族和国民众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为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们叹息和呐喊，他的叹息和呐喊，便成为国家和中华民族面对现实应该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先是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百年被奴役被凌辱的历史，中国人那根习惯了的虾形脊梁终于挺直站立起来；再是，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间，我们忽略了马克思一生的第一发现，“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饱受天灾和人祸的涂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反致国家经济于崩溃的边缘；再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腾飞，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殷实，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顶天立地；但是，中国的崛起让国际上仇视中国的那些人非常不舒服，他们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用种种手段扼制中国；国内因经济发展和富裕而产生的腐败、信仰危机、道德滑落、贫富差距、城乡、东西发展不均衡、下岗失业、就业难、高房价、潜规则等等，完全可以成为阻碍发展的隐患。面对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面对阶段性的重大失误，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和人，国家和民族需要什么声音呢？我们当代作家又发出了什么声音呢？

　　我不能说当代文学和作家发出的声音都是怪音，也不能说都是杂音，更不能说都是不和谐音，但整体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噪音。当代文学和作家所形成的声音缺乏独特的音律，独特的音律依赖于独立的思考与立场，当代作家缺乏独立的文学立场和主张，墙头草多，具有摇摆性。今天追求某种时髦，明天模仿某种主义，后天又想表现自我，再一天又可能彷徨观潮，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意志。诚如顾彬先生所说：“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作家可靠吗？中国出版社的书和版本可靠吗？（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人批判她，她就重新写了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否定了第一部，读者应该怎样相信丁玲的话。）”中国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表现出个人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

　　反映百年战争历史的作品，童庆炳先生说了真话：“这些年的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合乎你的文学理想？我不能不说出我的真话，这几部作品不错，但很难称为优秀，更难称为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前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文艺报》2010年10月15日2版《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反映新中国前30年的作品，基本按照《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复制重复，其主题、人物、结构和文学价值没有任何原创新意。不是阶级斗争，就是家族斗争；不是权力争斗，就是公私较量；很少见人性与人格的搏击。

　　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作品，如顾彬先生所言：“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人类太多，民族太多，国家太多。国家是政治家的事情，不一定和作家有关。所以不少中国当代的作品在德国很难找到读者，因为他们的作品题目太大了。”大家不妨到网上搜一下，小说标题中带“国家”、“天下”、“人间”、“大”等字眼的作品有多少。一部作品分量有多重，影响有多大，不在于标题有多大，而在于作品中人物有多新，文学意蕴有多深。鲁迅的《阿Q正传》、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是极普通的书名，但它们却都是划时代的作品。

　　就作家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而言，大江健三郎先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大江先生晚年在干什么，他被一桩官司缠了五年。39年前他用自己的文字揭穿了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制渡嘉敷岛的329名岛民和坐间味岛177名岛民集体自杀的真相，三声“天皇陛下万岁”便让数百名岛民顷刻命丧黄泉。日本军队这一残暴行径今天竟被美化成为国殉死的义举，制造这一惨剧的守备队长及另一位已故队长遗族居然把大江先生告上法庭，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参与其中。年迈的大江先生遭此讼累并没有退却，继续晚年工作，完成他《水死》这部小说的写作，他要在这部作品中验证“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象征性话语对人心灵究竟有多大操控力。

　　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不是垃圾，但能代表国家和民族声音的作家确实还未出现。顾彬先生说：“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文人和作家，他们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学及文学传统。比如某一个中国作家跟我在一起，他会骂其他很多不在场的作家，也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在内，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是中国唯一的伟大的作家。”尽管那种自我感觉特好的人不在少数，但那不过是狂妄自吹而已。中国缺少伟大作家，除了作家自身的素养、立场、主张和精神之外，环境和氛围也非常重要。说句实话，20世纪30年代文人之间那种做人原则和文人友情，现时已不复存在，20世纪50年代编辑对作者那种真诚和无私奉献也已罕见。

　　既然从事作家这个职业，尤其是中国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都是享受事业编制待遇，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国家政府给了你应有的生活保障，你起码得对得起那份工资，应该实实在在干点作家本分的事情。起码该想一想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们，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了，他们今天怎么样了呢？他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他们是英雄了，还是狗熊着？是发达了，还是继续贫困着？是高尚了，还是沉沦堕落着？能够想到这些，看清他们，并让他们再次成为文学人物，虽不定能发出代表国家和民族声音，但起码也尽了一个作家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