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官场小说”是权力崇拜的文化语境催生出的怪胎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小说品种，其诞生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但“官场小说”作为当下一股声势最壮的写作潮流，却是无人能否认的事实。这种现象为何出现，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值得反思的问题，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则直接影响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

    事实上，“官场小说”从来都不曾作为一种小说概念而存在过，也从来没有哪位批评家曾经为界定这样的一个概念而试图作出努力。同时，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具体理解的层面上，绝不能把官场小说等同于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在题材和风格方面，类似于鲁迅先生所称的“谴责小说”，晚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属于这种小说类型中的典范之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进入当代文学史之后，政治小说完全失去了其生存所需的空气和土壤。因此，客观地讲，政治小说这一小说样式，在当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中是并不存在的。
       　　
    近来，从相关网络媒体中得知，一些官场小说的写手以及这一写作帮派雇佣的吹捧者们，又联合扛起了一面书有“政经小说”字样的大旗。毫无疑问，官场小说写作帮派中的老手、新手们，为了改变自身所属的这一帮派依然不被主流批评关注的事实，于是在自我包装方面使用了新式的的图案和语词。总之，用“政经小说”取代“官场小说”，是这一小说帮派为最终挤入由官方书写的文学史而集体选择的一种策略，也是这一帮派中的很多成员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被精英文化所认同的“作家”而实施的自欺之举。“政经小说”与“官场小说”之间有无明晰的边界？对这一帮派中的成员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从来都未曾认真考虑的问题。以“政经”取代“官场”，只是为了自我标榜时的好看、好听而已，只是为了通过重新包装来减少主流批评的白眼和不屑。在这一帮派的的写作策略丝毫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政经小说”只能是“官场小说”这一文学怪胎的别称。

    为什么笔者对“官场小说”如此憎恶呢？因为，和许多卑微的小文人一样，无论自己所处的文化生态的恶化有多么严重，都未曾想过要做“伪文学”或垃圾文学的俘虏。只要阅读是自由的，文学就依然神圣。“官场小说”泛滥的危害，就是在实现自身的功利诉求的同时，试图使自己的受众成为文学的叛徒。这种可怕的危害，是通过“官场小说”自身对文学的背叛来实现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官场小说”对文学的背叛。
　　
    一、“官场小说”写什么？
　　
    答曰：公开讲述享受权力的快感。在权力被高度垄断的生存现实中，以文学创作的名义向各个阶层推销“权力”这种毒品，竭力撩拨人们意识深处的权力欲望，想法设法地使人对“权力”上瘾。在“官场小说”中，“权”、“财”、“色”是文本叙事中的主角，而“权”字更是第一号人物。权力的腐败，成就了商业文化与专制体制下的官场文化的畸形结合，使得无缘权力操纵和享受的小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恶浊肮脏。一些“官场小说”的写手讲述的的确是这样一种使人愤懑而又无奈的生存世相，但是，他们本人却对这种世相持冷漠旁观的姿态。在这里，他们并不是为了有意地体现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而是试图通过展示由权力腐败和异化所滋生的邪恶的强大，来凸显权力本身的所具有的骇人的能量，即使权力本身是造恶者。
　　
    二、“官场小说”为谁写？
　　
    答曰：正在享受权力快感和正在想象着权力快感的人。在官本位主义根深蒂固、官场生态公开灰色化的今天，“官场小说”的写手们，洞悉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权力崇拜情结，适时地将“官场”写作作为谋生、谋利、谋名的的手段，无疑是聪明的。我们作为一个从帝制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尚不足百年的国家，权力崇拜的幽灵依然潜藏于我们民族土壤的每一角落。以权力垄断为天敌的民主观念是我们实现民族心理的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中最为稀缺的精神资源。清除由权力垄断造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中精神奴役的创伤，培育并提升全民族的民主意识，营造一个人人追求公正与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遏制并消灭特权、腐败以及一切不公的根本途径。真正的作家是时代的良心。这种良心，是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时代精神的勇敢捍卫。这种良心的窒息，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灾难。我们深信，以对“吃饭哲学”的“信仰”来代替对社会、对人类生活的责任，丧失了在真正的“人”的向度上自我拷问、自我清理的人文激情的写手，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享受权力的飨宴上甘做伶人的同时，他们也将永远失去进入文学史的资格。
　　
    三、“官场小说”为什么写？
 　　
    答曰：一是吹奏享受权力的乐音，代表世俗表达对权力的敬畏和崇拜，乞求权力的庇护和恩赐，二是在享受权力的亢奋叙事中间接地实现自己作为官场失意者的权力之瘾。就“官场小说”这一帮派中的写手们的现实身份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属草根阶层，也不是秩序之外的逍遥者，他们在文化属性方面的最大特征，就是与官场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严格地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经历了权力之梦破灭的官场失意者。就目的而言，写作“官场小说”，一是试图在权力的保护和扶助下实现自我的市场愿景，二是在享受权力的叙事中隐秘而间接地实现一个官场失意者的权力之瘾。通过权力叙事中的权力自恋对现实处境中权力自卑的崭时遮蔽，局部地消解和遗忘权力场上自我实现的严重缺失所造成的生存体验中痛苦和绝望，是有着强烈的权力之瘾的他们在残酷的权力等级秩序中实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套用佛洛依德的观点，这样一帮人，若不写“官场小说”，要么将沦为一辈子都巴望着权力开恩的底层草民，要么会成为被权力之瘾折磨得非傻即癫的废物。
  　　
    总之，“官场小说”以揭示权、财、色三位一体的动态平衡中的权力快感为中心内容，以确证权势阶层作为权力的操纵者而具有的身份优越感为最高使命，可以说，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小说种类，它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这样一种不能生发出人文激情和道德痛感、从根本上抛弃了“文学何为”的神圣使命的小说样式在消费文化潮流中的泛滥，无疑会把中国的小说创作，甚至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引向绝境。
　　
    “官场小说”何日亡？ 这不是发动精神圣战的一句苍白的宣言，而是忧心中国文学前途的人们的一声泣血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