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肖翊｜摄

2014年2月10日，初雪后的北京风和日丽，钓鱼台国宾馆5号厅内“大腕云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会”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齐聚一堂。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突破难点，推动改革”。针对要改革就必须牺牲发展速度、必须付出代价的观点，与会的许多专家认为，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改革将突破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难点问题，将带来收益、带来红利、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会场上，吴敬琏几乎是被记者们团团包围。记者们期望他能回答诸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如何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养老体制改革，房价调控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而论坛前一天，吴敬琏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行程从美国回到中国。论坛主办方担心84岁高龄的他会被时差所累，但吴敬琏不仅听完了全部的演讲和讨论，还身体力行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并作了大会发言，一直坚持到近晚上7点才离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会议间隙专访了吴敬琏，吴敬琏告诉记者，他在美国的时候去听了一节高中的经济学课，感触很深，人家讲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因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帮助政府选定最有效、最迫切需要、最容易见效的措施。”吴敬琏说。

推进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明确提出改革对象和目的之后，如何设计改革的路径，成为当下最受瞩目的问题。对此吴敬琏表示，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入口，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大家期盼已久，要用“思想的力量激活经济社会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您认为这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

吴敬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以后，大家都感到振奋。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来执行。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解决。

第一方面的障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毕竟实行了几十年苏联模式，苏联体制在这几代人中间影响非常深远，虽然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说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一讲起社会主义等等，往往又是苏联式的那套东西。当然，改革以来，这方面的障碍在逐步减弱。

第二方面的障碍是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我没有用既得利益这个词，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种既得利益会阻碍进一步改革，就是利用权力谋取利益。因为原来的体制存在缺点，所以寻租的力量就很大。特别是这些年这些力量还壮大了。那么进一步市场化和法治化都会触及他们的利益。像股市IPO的这套制度，就会触及一些能够通过审批得到好处的人。

第三方面的障碍就是旧体制所造成的实际困难可能会阻碍改革。比如银行过去靠低存款、高贷款利率来维持，如果存款利率提高，银行就会受到冲击，还有对于那些能够很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也会受到冲击。当然，这些冲击不一定是当下所造成的，但这是一种实际的困难，会使得我们不敢快速地推进银行业改革。此外，过去我们还积累了很多其他问题，要推进改革，会不会引发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如何防范这种风险，都很现实。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中国股市还不如赌场”，您认为应如何推进股市的改革？

吴敬琏：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的寻租腐败空间。我们的股市不正常，要推进改革。大家都没有信心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市场规范化。证券市场有些部门权力实在太大了。股市要正常化，监管部门、证券公司以及媒体，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2014年最容易见效的改革措施是什么？

吴敬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现代市场体系尽快完善起来。着重是要坚持党的十五大的方向不要变。(编者注：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比如对国企改革有三条，第一条还是要回到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是重申了十五大的方针。第二条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有相当一批负债率相当高的企业就是靠补贴活着。赚钱的国企数量不多，很多国企还是靠补贴生存。第三条是所谓竞争政策，对反垄断立法的执法，要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不能让国企更“优越”，要靠平等竞争让市场来决定。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2014年的宏观经济会如何？会出现通缩吗？

吴敬琏：现在处于两难的状态，目前货币发行量太大了，时间错配、部门错配，甚至出现钱荒。于是有两种决策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印票子，那么就会加剧房地产泡沫等等，可能会在超过临界点后出现泡沫破裂；另一种是采取收缩政策，那么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所以要把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做。

今年我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形势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问题。其实就和污染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不觉得，还有人觉得是杞人忧天，但是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非常难办。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我们一个希望，就是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而且要下决心解决。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要在这时期内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应该说中央、央行、财政部还是很有能力的，像东亚的其他国家到了我们这种程度的话大多出事儿了，但是我们没有出事儿。而且如果我们的改革推进得好的话，我们就能釜底抽薪，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把问题消解掉。

《中国经济周刊》：您觉得防范系统性风险应该注意哪一项？

吴敬琏：很难说哪一项，去年50人论坛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对资产负债表里负债率太高的问题，就要处理。对于如何处理？中央银行和李克强总理都提出要盘活存量。我国目前恐怕有上千个“晒太阳”的开发区，那些存量怎么办，还有僵尸企业，还有存在国企大量的债务，他们的要求是国家埋单、纳税人埋单，这个办法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即使是一些战略性经济领域，也应该吸收民营企业家投资。还有就是对银行的可疑性资产、贷款，哪些有可能变成坏账的，可以用证券化的方法或别的方法来处理，现在处理的规模不是很大，比如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帮他们去盘活。

国有资产划拨可解决养老金缺口

2013年12月23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估算和预测了2010—2050年历年的养老保险收支情况。结果显示，如果继续执行现行养老体系，到2023年，全国范围内职工养老保险将收不抵支，出现资金缺口。养老保障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对此吴敬琏认为，即便存在养老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多划拨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来解决。

《中国经济周刊》：对城市养老体制改革，“双轨制”甚至“三轨制”等现象，您认为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我想主要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划拨国有资产。因为社保基金钱不够，划拨的胆子要大一点儿，以前划拨的太少了。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本来就是老职工创造的。另外一个就是提高社会保障层次，逐步做到全国统筹。

养老保险到底有没有缺口，即使是政府部门，意见也不完全一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为没有缺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认为缺口很大。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老职工的空账户（编者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并没有缴纳过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资金，但是国家仍旧给他们足额发放了养老金，个人账户并未形成积累，空账户由此产生）。

如果看现有的职工，还是有资金储备的，但老职工是空账户，所以就挪用了现有职工的个人账户的钱，现有职工还没到用钱的时候，当然看起来不会有问题，当现有职工要用钱的时候，也就是社保基金理事会说的缺口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划拨国有资产和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来充实个人账户。

大概是2001年、2002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请了美国经济学教授刘遵义设计方案，算账，准备划拨。当时的世界银行测算了需要划拨资产1.8万亿元，那时候国有净资产有3万亿，但是那次划拨最终被叫停了。现在重新提出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账户意见的人很多。我也认为这件事必须做，一箭数雕，好处很大。

政府应增加土地供应

回顾中国楼市的10年，百姓戏言“边涨边调，越调越涨”。2013年3月1日，国务院再次公布楼市调控细则，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个人售房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征税。不过，这一次调控中的亮点政策“二手房”出售征20%所得税的政策只在北京等地落实，全国大部分城市并没有严格落实。市场一怔之后，从2013年5月起，房价再次走势坚挺，楼市依旧没有走出一边调控、一边上涨的怪圈。

《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多年调控，多地房价依然上涨，您认为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调节？

吴敬琏：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并不是囤积房产，投资买房如果没有钱怎么投机呢？房价的涨和跌都由供求关系决定。买房者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投资者，想通过投资房产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另一种是消费者，想拥有或改善住房。

从长期来看，房价最终还是由消费需求决定。所以政府应该尽量让市场起作用，不宜过多干预房价，免得顾此失彼，从而抬高其他商品的物价。政府要增加土地供应，并大量建设廉租房，让廉租房成为主流，而非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但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国，保障性住房很可能还会被有权力的人占据，或者建在很远的地方，低收入者很难受惠。

解决唯GDP论，不能只从上而下选干部

在2014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但是到底什么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论”虽然近年来广受批评，但是归根结底其还是考察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手段，您认为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什么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标？

吴敬琏：如果自上而下考核（干部），GDP是一个最简单和直接的指标，只有在官员的任免升职上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发言权，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更大的权力。老百姓的评价标准是和自身有关的，如果空气污染太严重，GDP再高对他没有更多好处，干部考核不能完全从上到下考核，还要从下到上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