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神话与传说，大多属于灾难的文学表达。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是我们熟知的故事。它们将民族的集体创伤嵌入个人心灵，使之代代相传。一批凝聚苦难与悲情的文字被锻造出来，熔入民族的语言，拓宽了文学的表

　　文学进入个体创作时代之后，灾难的文学表达也建基于个人的体验与感受。要将个体情感传播开来，感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作者必须超越自我经验的拘囿，将个体的创伤情绪予以澄净，通过恰当的语言并借助想象使其飞翔、升华，在沉重与空灵、疼痛与震撼、残酷与壮美、绝望与希望的纠结中找寻理想的表达方式。经此过程，才可能杜绝一味的呻吟、拒斥廉价的同情与缥缈的希望。

　　这让我们自然地想起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形：短短的十几天，诗词、散文、日记、故事等可以速成的文类，借助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来，将迅速发酵的集体痛楚与悲情宣泄无余。作者与读者共同沉湎于以哭泣、哀悼、祈祷为主题的作品之中。在当时，这是纾缓伤痛、表达哀思最及时、最恰切的方式。但今日看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未将个体伤悲转化成既沉郁博大又灵动飞腾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历史已经表明，缺乏成功的文学表达，灾难所造成的伤痛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抛诸脑后。

　　几年前，文物工作者在陕西铜川发现一块刻于1557年的石碑，碑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地势摇动，震响如雷，一升一降，升如登山，降如坠井……山移崖崩，地裂水出！”这些景象，与汶川地震何其相似！不错，它记录的也是一次大地震。那是公元1556年1月23日子夜，发生在陕西华县的8级以上、全世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直接死亡83万人）的大地震。然而，除了不多的题刻、碑铭以及受伤的大小雁塔、西安碑林之外，这次大地震的其他情形，仅仅以抽象的数据悄无声息地平躺在历史文献之中，它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与痛楚，并未获得立体、厚重的文学表达。由此看来，数十年、数百年之后，汶川大地震被淡化、被遗忘的担心并非多余，即便还有所纪念，也会逐步仪式化，失去撞击心灵的痛感与震撼。

　　应该说，汉语文学并不缺乏表达苦难的作品。屈骚、杜诗是最好的证明。《红楼梦》更是将曹雪芹的个人遭际转换成时代、民族乃至文化的悲剧。不过，这些作品主要是社会苦难的表现，表达自然灾难的作品则相对少见。这或许与“天人感应”之说有关。天人同类、天预人事的神秘思想，使得文人、学者躲避对天灾的描述与思考，因为，这把反思之剑最终会指向“天子”或“天之子民”犯下的罪孽。

　　现代汉语文学放弃文言载体的同时，也疏离了古代文学言说苦难的传统；现代中国文化接受科学、理性的同时，却抵触赖以消解科学主义的宗教信仰，而后者正是苦难意识与终极关怀得以潜滋暗长的土壤。然而，有所舍必有所得。与文言相比，现代汉语蕴涵着丰富的民间伦理与道德资源，有利于提升表达民众疾苦的能力；同样，在频繁的中外交流中，现代中国文化定会成为既具有伦理精神、道德意识又充满人文情怀、神性品格以及思辨色彩的现代新文化。如此看来，以现代汉语为载体、以现代新文化为依托的现代汉语文学，应该能够找到表达苦难与创伤的理想方式。不过，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关键还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作家既要以人间大爱与悲悯情怀去感受、体验灾害造成的苦难，也要以超越的精神与理性的眼光去观照这种苦难。所谓“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当然，外国文学中的灾难表达也值得学习与借鉴。不要说神话与传说，也不论《十日谈》、《鲁宾逊漂流记》、《智利地震》等经典作品，仅20世纪，诸如《霍乱时期的爱情》、《蝇王》、《鼠疫》、描写台湾海峡风暴的《台风》、以中国内地旱灾为背景的《大地》等等，虽有写实、虚构、隐喻、象征等风格的区别，但都对灾难中的人与人性进行了深度描写：既赞扬坚强、勇敢、乐观、友爱，也鞭挞自私、贪婪、恐惧、怯懦；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神等多层次、多视角，揭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个体的脆弱与孤独以及对拯救的期盼、对挚爱的渴望。它们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以个体的人与人性为中心的表达方式，最值得当代中国作家的关注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已经两周年，唐山大地震即将三十四周年，玉树地震则刚刚发生，暴雪、洪水、风沙、干旱正大举侵犯我们的生活。生存危机催生了生态文学，灾难表达理应成为生态文学的重要部分。面对喜怒无常的大自然，作家必须率先平静下来，抱持悲悯情怀，以担当意识、反思精神，将人们遭受的巨大伤痛给予真挚、深沉与艺术的表达，使之沉淀下去、流传开来，化作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以此告慰逝者的亡灵并寄托生者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