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平度蹊跷的帐篷起火案真相尚未明了，而舆论之力已经把当地政府“顶”上风口浪尖。这已经不是平度第一起涉征地案件引发全国关注，上次是某媒体记者因拆迁维权被警方逮捕，该案目前还在司法程序中。当地一年内两次发生震惊全国的案件，这恐怕难以用巧合来解释。

近十年来，因征地维权引发的伤亡案乃至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每每都会引发全社会的讨伐和不安。在不少这样的案件中，几乎都出现了两种争锋相对的声音，一是政府方面始终强调征地手续合法，征地补偿均已到位，不存在非法征地、非法拆迁问题；一是部分村民认为有关部门通过伪造村民指印、签名，制造假材料进行征地，而且补偿款过低，甚至也没有发放到位。

为什么每次征地极端事件出现，都容易引发这样的“罗生门”现象？而民间舆论也几乎都不利于政府？这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地方政府公信力在大量的征地拆迁行为中被透支，地方政府的声音已不再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二是巨大的利益落差让事件参与方都难以完全中立客观来陈述事实，争夺话语权成为后期维稳的常态；三是几乎所有这样的极端事件都是以两败俱伤，甚至满盘皆输的局面收官，惨痛的代价没有换来制度的健全和普遍遵守。

无论最近几起征地案件如何结局，征地制度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庆幸的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改革决定中已经提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显然，在这项改革还没有全面推开、普遍落实的时候，涉及征地有关的纠纷与冲突依然会层出不穷。其实，上述改革决定无非就是强调一个概念：权利。它包括“权”与“利”：一方面是在征地过程中的“权”。农民有完整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征地的决定和程序是否合法是首要的问题，而大量极端事件出现，恰恰暴露出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存在瑕疵或者错误。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又尤其艰难，常常是以流血或者生命为代价才能唤起舆论的关注，继而获得更高层的介入，这样的纠纷解决模式其代价总是不菲的。

另一方面是在征地过程中的“利”。利益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终达成双方乃至多方利益的平衡，但是由于农民往往缺乏谈判的筹码，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受损又成为常态。《人民日报》微评就说道：从农民手里征收一亩地不足8万元，转手卖给开发商123万。“征你一头牛，补你一只鸡”该变变了！别让吃亏的总是农民！

征地问题的实质就是“权利”的冲突，而突围的方案也唯有赋“权”给“利”，而这需要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改革才能实现。首先，加快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尤其需要保障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他们能够在法定的程序中维护自身利益。权利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这也意味着农民维权最重要的司法途径要中立客观，全面遵循法律规定而不是受行政力量和地方利益羁绊。

其次，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清晰的利益判断和平衡标准，如何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收益？说到底是政府或企业不要“与民争利”，中央既然决定“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那就要用明确的制度来规范并保证它的落实。尤其是这种标准不应该过于地方化，在征地的问题上，不仅需要保证公平公正，还需要主动“让利于民”，唯其如此，类似的冲突才能减少。

再次，征地领域的冲突和案件群发、高发，不仅造成全社会的愤怒和不安，汹涌的舆情还导致地方政府公信力骤降，可谓满盘皆输，但这些冲突至今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解情形。何至于此？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过往这些案件的处理都没有形成真正威慑力。在不少极端事件中，哪怕案件侦破，也多半是执行者受处罚，而那些背后的操纵者却成了漏网之鱼。要想终结征地领域的极端事件，还需要在执法的严格和深入方面下功夫。